留学面面观：我在荷兰神经科学研究所的一年(下)

（1）说说每个星期五的例行学术报告会，这里叫symposium

研究所规定每周五举行报告会，由各个小组group轮流主持，并邀请那些从事与自己研究课题相关或交叉的学者或博士后、博士生来所里做报告，然后大家自由交流，相互学习。应该说，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学术交流机制，往往不同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们在一起，就会产生学术的灵感和火花。有时大家讨论异常激烈，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却并不在乎自己或对方的学术身份地位。这也基本上是西方国家对待学术问题的严谨认真和开放的态度。

报告会并非只是流于活动时间和地点举办上的形式，更注重的是报告的内容和报告之后的讨论交流，所里的全体工作人员只要没有重要事情基本都会去参加，也包括技术员、医院的医生在内，应该说听报告成了这里每一个人的习惯，比如我们组的老师group leader,只要有报告presentation，他都会暂时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听报告。

上周的报告会是由我们组的老师Dries主持，从早上8点半就开始了，我是下午去参加的。老师邀请了法国和荷兰莱顿的一些知名学者前来讲学，他的一个博士生，是来自同济我们系的大师姐，也做了报告，因为她即将在明年元月就要博士答辩了。虽然我一直很认真的去听，但大部分内容还是没听懂，看来专业外语还是要好好下功夫，要多向学者们学习。报告会结束后，有专门的交流时间，会场还设了啤酒、红酒、饮料、零食和各种点心，大家就是在这样随和自然的气氛下尽情讨论，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2）基础与临床周课题讨论会，基础与临床合作

另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这里临床与基础的合作和交流真的是非常密切也做的很好，这可能与这个国家（荷兰）的医疗资源、医疗水平以及医疗体制有关。毕竟人少，什么事都好办。医生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研究中，而且他们也更乐意于做研究，因此医生做研究的水平丝毫不亚于研究所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当然在我们国内，有些医院的临床研究工作也做得相当出色，比如我就读的同济医学院，附属的同济医院就有不少出色的临床科学家，做了许多杰出的工作。

这里（阿姆斯特丹）的医学中心在临床开展的研究工作非常出色，往往他们的研究对象就是人，他们充分利用有限的病源（病人），同时招募一些健康志愿者，做一些设计简单却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他们的随访做的非常细致，这也是我们国内地广人多的国情下所无法达到的程度。值得一提的是，当拿人做研究时，回访相当重要，很多优秀的文章如新英格兰杂志上的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大量样本病例的随访，没有利用任何分子生物学的技术或其他一些高尖端的研究手段。这也让我们思考，其实，科学研究有时不一定需要非常精密的设备和高端的技术也能开展，尤其是临床医生。

这里的临床医生通过一些病例的诊疗找到一些现象或规律后，马上与医院后面神经科学研究所的学者们一起讨论交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学者们复制动物模型，深入做现象背后的机制，解释临床上的这些现象。比如，该医学中心最近关于帕金森疾病的DBS(Deep brain stimulation)治疗,医生们已经在数百例病人身上发现了很好的疗效，但他们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深脑刺激会有效，因此他们与研究所合作，希望研究所的教授们在动物模型上继续深入做帕金森疾病深脑刺激治疗机制的研究。他们这种毫不保留的与别人分享研究结果的开放的合作交流意识真的是值得我们都去好好学习。

我所在的研究所的课题组，是从事神经内分泌对外周能量代谢的调节机制研究的（这与我在国内做疼痛基础研究有很大的不同，不过有一点类似的是我在国内也做很多动物整体水平实验，不管怎样，这对我自身知识面的拓展有很大帮助），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坚持做动物整体水平研究，方法单一也非常传统经典，即使没有做到分子水平，仍然能出非常优秀的成果。当然并不是说动物整体实验就好做，相反，动物手术要求的技巧往往不比细胞分子水平实验容易。而且课题组的负责人与医院的神经内分泌科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每周一，研究所课题组与医院的临床神经内分泌科都会有小的学术报告，由两边的学生相互汇报近期的研究结果，虽然有些只是阶段性的，但临床医生与基础研究的学者们坐在一起热烈的讨论经常能产生许多对学生的工作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国内的医学院时，我一直在想，做研究特别是生命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就应该是像国外这样，临床医生们在病人身上发现了现象，无法解释清楚时，应该与学校的基础学科密切合作，既可能在临床实践上获得证据支持，也会完善和丰富基础理论，从而达到临床诊疗与基础医学发展双赢的局面，而且各种研究资源也会得到充分利用，避免无谓消耗人力、物力以及财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成果会比单一的临床现象或空洞深奥的基础理论研究更有意义。记得段树民院士说过一句话：“做研究，意义比兴趣更重要。”说到这里，我想无论是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还是从事研究的学者或是学生，既然选择这条道路，就要体现出这个领域的职业素养，体现出这个行业的职业主义或专业主义精神（饶毅先生的PROFESSIONALISM）,我们要尽可能对自己的工作负责，对纳税人的钱负责，对每一个被杀掉的动物负责，对我们生活的自然生态环境负责，相互之间多些真诚的沟通与交流，少些利益与权利的纷争，多些积极主动的思考，少些消极被动的承受，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我们的医学院校、附属医院、科研院所一定会出更多优秀的科学家，出更多有价值有意义的研究成果，让文章成为科研的副产品。

对中外学生差别的见闻

我每次出访境外的高校，总是向我的host提出，想旁听他（她）给学生讲课。国外大学一般坚持做到：老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这是提高本科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措施。所以，我听过的课有大一的线性代数，大二的流体力学，研一的水波理论以及一些研究生的专题课程，授课的都是颇有成就的名教授；还多次参加了研究生的seminar和工作汇报。此举的目的主要是：一来学习境外教授的授课技巧，二来了解他们的教学方式。然而，在这一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个“副产品”，对中外学生的区别有了一些了解。后面会略说一二。

师生共渡圣诞聚会(Party)

作为欧洲一年中最为隆重的节日，从乡村到城里，从小孩到老人，无不为之欢欣雀跃。圣诞节未至，提前好几个周末，大街小巷就举行了各种庆祝仪式,热闹非凡。我们研究所也不例外，上周五，所里的party squad专门为师生们筹备了一个小小的party。虽然大家平时都忙于做研究，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大家对于节日的期待和对晚会的向往。这次的聚会主题是“师生厨艺展示”与“学生老师的智力问答比赛表演”，从内容就能看得出，聚会必定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没有师生的界限，没有年龄的界限，更没有国家的界限。聚会选在平时的学术报告厅举行，里面不算太大，但布置得很喜庆祥和温馨。聚会开始后，老师学生们就陆续在厨房忙活起来，尽情发挥他们各自的创造力。食物在这时已经变成每个人手中的艺术品。大厅的一角早已腾出地方来摆放大家的菜肴，旁边还准备有标签注明谁人的作品，菜名是什么，什么成分。菜肴上齐后，感觉就像是在自助餐厅了，大家端着盘子，可以随意挑选品尝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食物。向来不善抛头露面，不修边幅的导师，晚上也热情的为大家熬了一锅又一锅的蔬菜汤。这让他错过了不少食物，包括我的彩色饺子。不过他一直很开心，我想，他看到这么多人都分享到了他的劳动成果，这可能是对他最大的回馈了。

吃完之后，就是智力问答比赛表演了（quiz show），题目来源广泛，也趣味十足。分历史哲学知识板块，科学知识板块，研究所知识板块和日常生活知识板块。师生的对决相当精彩激烈，这也让我们台下的观众长了不少知识。从中，我们了解到了研究所成立于1909年，现在共有18个课题组与一个人脑库中心，人脑库成立于1985年。研究所师生人数共有310名，今年已在世界顶尖学术期刊（Nature, Science......）发表论文34篇等等。最终还是以年轻富有活力的学生队战胜了老师队。随后，大家在优美动感的音乐中尽情享受着聚会带给大家的喜悦。

（1）国外学生对老师（尤其是教授）尊重没有距离，国内学生对老师保持距离，尊重不足

国外学生见到老师一般都会礼貌地打招呼（高年级有时直呼其名），别看他们上课时（特别在上小课时）不太注意坐姿，但从不迟到或不专心听讲；他们提出问题，得到解答后一定道谢；课间休息时，只要老师还在教室里，会围着他（她）提问题，弄清课堂上没听明白之处。我在纽约大学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访问时，遇到期末考试，我的host要去旧金山出差，让我代替他给本科生考试监考，考的是线性代数课程。进考场后发现亚裔、非洲裔学生占半数以上，他们对我很尊敬，拿到考卷后，就开始问我考卷上不清楚的地方，我尽量作答；问题接踵而来，我一想，不对了，他们是不是在“欺生”啊？赶紧“刹车”；考试中仍有几个学生小声向我提问，从他们提问的内容看来，他们不见得比国内大学生高明多少。考试结束时间一到，他们纷纷交卷，临离开时也没忘了向我示意告别。

国内学生上课（尤其是上午第一节课）迟到似乎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上课时走神、打瞌睡甚至交头接耳的现象时有发生，显得对老师的劳动不是十分尊重。对于老师（特别是对我这样的老教师），总有点敬而远之，课间休息时即使老师在教室里，也没有学生围着提问（考试前的辅导答疑除外）；往往经过我的一再鼓励，才渐渐地与我平等地交谈。

（2）国外学生比较aggressive（张扬），国内学生则比较内敛

在国外的课堂里，很少见到学生正襟危坐、一声不吭的，特别是坐在后排的，连四肢平展的都能见到，但他们听课很专注，经常频频发问。有一次我到Brown大学应用数学系访问，去听我的host苏兆星教授给本科生讲授流体力学，听课者约30人，在教室里散乱地坐着，什么样的坐姿都有。我记得那堂课讲的是水波动力学，正是苏教授的专长，他讲得非常清晰生动，学生们非常活跃，时不时地举手提问，涉及水波方面的各种问题，从物理概念到数学提法，“打破砂锅问到底”，苏教授耐性极好，一一详细作答，有时说，有些问题下一节课会讲到。我坐在后面暗自统计了一下，45分钟的一堂课，这样的问答竟有六次之多！要知道，这是在讲授大二学生的基础课！

相比之下，国内的学生在课堂里太安静。他们一般坐得一本正经（大概从小学开始老师就这样要求的吧），上课要么记笔记，要么默默地听着。向老师提问题？想都没想过。我在本校力学系给本科生讲过六次“理想流体力学”，对这种鸦雀无声的课堂氛围非常不满。于是，立下规矩：我上课时可以随便插嘴提问，甚至于可以不举手就发言（因为学生人数不多，不必担心秩序问题），最后将把上课的表现（活跃程度、提问次数等），计入课程的平时成绩。后来情况稍有好转，但与国外同类课程的课堂气氛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可见积习难改。

（3）国外学生的想象能力、创新能力超过国内学生

一般来说，国外学生的应付考试的能力与国内学生相差不多，甚至略差一些，但创造力似乎胜过国内学生。我有机会做过两次比较，还说那次线性代数考试，我帮忙帮到底，帮着初步批卷，发现有亚裔名字的试卷的成绩高出平均水平，但那道最有灵活性的试题，却回答得不怎么样。

在MIT，我的host梅强中先生对研究生要求甚严，那时他有六位博士生，其中一半来自国内。他每周与一位学生讨论一个小时，我要求参与。结果发现，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的创见少于国外的，研究进展也较慢。

以上罗列的是我不多的见闻及印象，难免是管窥之见，不很全面。至少可从中看到东西方文化传统之区别。更深层次的分析留给我的朋友们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