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MRP 背景介绍
2018年9月15-16日，为期两天的“第二届国际医学研究与发表高峰论坛暨首届国际医学前沿研讨会”在江城武汉成功举办。
本次高峰论坛由华誉出版社（Xia & He Publishing Inc.）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当代医学科学》（Current Medical Science）杂志社联合主办，武汉美捷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承办，同时得到了同济医学院海外校友总会、中国英文科技论文编辑联盟、武汉华易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以及新华社《半月谈》、湖北电视台、南方都市报、同济大健康等媒体的大力支持。
本届峰会的口号是“做真实研究、出创新成果、发高质文章、办优秀期刊”，旨在为业界专家和医学工作者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协作，搭建了一个高水平、高规格的沟通平台，拓宽学术视野，提升医学研究与发表水平，共同探讨如何打造中国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等问题。
张瑞稳个人简介
美国休斯敦大学药理与毒理学终身教授，Robert L.Boblitt 讲席教授。药物研发中心主任、美国执业毒理学家（DABT），美国科学促进学会会士（AAAS Fellow）。曾任UAB药理与毒理学、临床药理学终身教授，肿瘤药理中心实验室主任、德克萨斯州理工大学药学系主任。现任美国FDA顾问，NIH评委，为22家国际知名杂志的主编、副主编、资深编委及编委。受邀国际学术会议及世界各地学术研究机构作学术报告200余次。发表研究论文220余篇（引用11000余次，H-index 57）。
以下是《医学研究与发表》对张瑞稳教授的专访
Q1
非常感谢您再次接受邀请，参加“第二届国际医学研究与发表高峰论坛暨首届国际医学前沿研讨会”。时隔三年，请问第二次参加“国际医学研究与发表高峰论坛”有哪些新的感触？
A1
首先，我觉得这一次峰会的组织更广泛，特别是国内从事研究、开发、出版工作的人员参与较多，其次，从演讲的深度来说，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除了大型的出版社，我们中国的出版也在同步发展，可以说这次高峰论坛对我们前沿医学的研究、医学开发、转化医学、精神医学、以及医学出版提供了真正的脉络。
Q2
作为二十余家国际知名杂志的主编、副主编、资深编委及著名的药理和毒理学专家，发表了220余篇高水平研究论文。您对中国年轻科研人员提高科研和发表能力有哪些建议？对此他们需要哪些支持与帮助？
A2
对于中国的青年学者，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国内的研发、写作及编辑水平都有提高，坏消息是少数几个坏苹果给我们学者的国际形象带来了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年轻学者要做到以下三点：
要“真”。文章可大可小，影响因子有高有低，但每篇文章必须要真。
要“新”。不要再平移，可能我们用平移的方法能够做出来一些研究，也能发表3-5分的杂志，但是用平移的方法只是me too，me too的这个概念在药物发展过程中经常用到，比如一个上市的药，我们照搬也能治这个病，但是写文章这样做就不行。
要注重细节。世上无小事，节奏可以慢一点但不能有错，不能因小失大，比如一两句话表达错误，一两张图没有绘制好就会影响一个大的工程，可能做研究花费了三到五年，但是某张图做错了，审稿人就会认为你处理这些小问题不够严谨，那么可能整个研究也没有做好。所以，除了研究水平，写作水平也需要注重和提高。
Q3
如何看待中国大量的优秀研究倾向于发表在国外杂志的现象？您对于中国目前在医学研究与发表（包括期刊建设）领域的现状有何思考和期待？
A3
一个好的杂志除了好的编辑团队、出版质量和同行评议质量以外，最关键的是源头。中国不乏有好的杂志进入SCI，但是我们的稿源一直都是大问题，为什么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体制，二是我们的文化。SCI这样一个概念和标准，用以评价学校，评价学者，评价团队，在我们中国的学术圈里比欧美还要“过分”，这里的“过分”是指已经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了，比如1.999要比1.99要好一点。我认为这是我们体制的问题，导致大家过分看重 SCI的分数，第二个问题是科研管理、科研评价简单化的后果，不同学科其SCI的分数是不一样的，不能用绝对分数来予以判定，比如大部分学校用3分作为界限确定博士能不能毕业，而 3分在不同的学科领域意味是不一样的，统一用3分来考核就有失偏颇。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国内的期刊，国际期刊刚起步时也是没有影响因子的，为什么我们宁可选择国外哪怕是没有分数的杂志而不选择国内的呢？主要原因一点就是刚提到的体制问题，另一点是国内很多杂志同行评议这一关有待提高，因而我们的杂志在国际上和国内的认可度比较低，换言之，没有很好的Peer review，就没有足够的公信力，所以这不光是稿源的问题。要提升国际上的地位，最主要的需解决国内期刊的评审。再一点是作者自身的问题，说得深刻一点是我们的文化问题，我们用英文写文章，中国人办的英文杂志和外国人办的杂志，即使是同样的分数，我们有时候仍然认为国外杂志好。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社会上学术上管理评价体制上皆有这样的问题。
Q4
中国的科研评价体系很大程度上与论文发表数量及杂志影响因子高低挂钩，导致很多年轻科研人员可能急于求成，甚至触碰学术不端的红线，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和建议？在国外，有哪些经验是值得中国学习或借鉴的？
A4
过去的三五年，垃圾杂志数量增多，国际上文章造假、基金造假等学术不端问题层出不穷，不要以为仅仅是中国学者的问题。比如所谓的垃圾杂志，国内也叫放水杂志，其实放水杂志最多的是美国出版的，放水杂志在其他欧美国家也都有。确实我们有问题但并不是我们就是最大的问题，这一点要有信心；另外，为什么国内会出现文章做假，买卖论文，数据做假，基金做假呢？最主要的原因从以下两方面考虑：
从科学家的方面考虑，换位思考，比如5年博士没有文章毕不了业，最后修改文章还要三个月，工作已经找好了，与其选择做三个月的实验把文章发表，他可能会选择去工作，研究不做了文章发表不了也无所谓，出于这种情况很可能选择做假。
从体制方面考虑，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要惩罚去处理，而没有一个很好的体制来防止做假，我认为科研做假，或者是scientific misconduct，关键需要一个举国的体制，预防比惩罚来得重要。比如一篇文章被证实是做假的，这篇文章很可能已经发表10年或者20年了，全世界范围内又有好多科学家在这个不正确的文章或假数据的基础上做了很多延伸，这时惩罚原来的作者已经于事无补了，对科学的损害也已经造成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作为博士生导师，可以静下来去check一下你学生做的原始数据，花点功夫去看看他数据的转换对不对，转换有没有记录。另外，如果导师在改文章的时候看到评委提出意见，在改的过程中是不是真的补了实验，把原来错误的地方找到了，还是仅仅应付编辑或者评委，为了发表文章要什么给什么，评委要的结果作者都能提供，为什么？修改数据，美工等等。实际上原本好多文章并没有造假，往往有些数据的假是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科学研究从最初的idea，到假说hypothesis，到最后文章发表，并且发表了有人引用，有人评价才算完成，而不仅仅是做实验做研究，写作、回答编委评审的问题也是研究。现在很多杂志开发或者发表读者的评论，如果有人提出你发表的文章有问题，全世界都能看到，所以我们一定不要因为一时的职称，一个学位或者评奖做假。西方有个笑话，啤酒桶和粪桶之间的关系，一粒粪扔到啤酒桶里面，那一桶啤酒也只能参观，反过来你把更多的啤酒倒入粪桶里，哪怕粪桶是空的也是一桶粪。科学家一定要执着，你一篇文章做假了，几百篇文章都不可信，你有一篇文章出了问题，社会认为你有问题，你再做500篇文章也没有用了，你的信誉已经没有了，所以我建议中国的学者一定要耐心做工作，也作为我给中国出版界的一点建议。
另外，鼓励大家去创新，现在大数据存放很好，为什么不能要求我们所有的作者，某个杂志比如说流行病学杂志，公开要求所有的数据发表文章的全部存档，你发表了，你的数据包括原始数据都可以查到。比如在科学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测序，测序要送到gene bank，你可以发表一部分，但是你整个数据都要上传到基因库里，所有人都可以去查。现在很多临床数据的大数据是公开的，文章一发表大家都能查到。如果这样体制化，会大大增加做假的难度，因为仅仅加工两张图是无用的，关键是你的原始数据都可以查到，当然你说如果非要全部做假，从原始数据开始，我想要连续造假5年的数据，可能也太费劲了，还不如好好做研究。最后一点建议是不要求全求美，科学研究只是报道一种事实，不要指望每次研究都是一个方向的结果，如果这样我们就不需要统计，统计会将你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解释清楚，一百个数据可能就是有一两个是反方向的没有问题，你不需要把两个反方向的数据去做假、去弄对，科学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只要是真的数据，评委和编辑会帮你去评判数据可靠不可靠、能不能说明问题，所以不要过分地美化数据。如果我们的青年科学家一代一代地将科学研究的本质传承下去，研究与发表将会越做越好。很早以前科学研究就是科学研究、探索世界，不急着发文章也不过分重视名利，但是现在基金文章联系得太紧密了，没有资金做不了研究、发不了文章、晋不了级。俗话说，“官商不可同业”，做官就别想发财，想发财就别做官。在如今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的建议是作为科学家，除非你做出一些有创造性的有转化的结果，做基础研究，不要指望马上就有钱，想发财而做科学研究早期是很难实现的。学商也很难结合，那么学商怎样结合呢？做转化研究，和公益界、政府研究部门等合作，科学家是有发财的机会但并不是每篇文章都是去发财的，不要想得太多。这些年接触了国内好多年轻的科研学者，现在00后都开始做研究了，过两年10后也要加入我们的研究队伍了，年轻力量的注入估计会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浮躁和做假的风气有一些改进，而且国家基金委、教育部、科技部都已经开始重视，所以估计会好起来并越来越好。中国的科学很有希望，有时间去做假不如花时间去创新，当创新变成一种文化的时候什么都有希望了。
Q5
关于很多科研工作者纷纷选择出国深造，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对年轻科研工作者有何建议？
A5
针对出国留学，我的建议是不要把留学的那几年当成目标，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留学，留学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有的怕国内高考而选择留学，但其实留学很可能不比一本正经地高考更有前途，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留学跟几十年前出国留学的形式已经不一样了，浮躁风在欧美国家也有，还有社会安全和文化的冲突，留学生需短期内融入一个新的社会，所以没有准备好不要出国。那么如何准备？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第一语言关，不要把太多的留学时间用来学语言，你应该学技术，学更好的理论，学英文，学法文应该在留学前准备好。第二，一定要选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学校，不要完全看排名，还要考虑自己的经济状况。我建议留学不要作为真正的目的，要跟自己的前途和自己真正想干什么连在一起，以此作为人生目标，留学只是一步。打个通俗的比方，我们在四楼开会，不要把乘电梯和爬楼梯作为目标，到四楼开会才是真正的目标，至于爬楼梯还是乘电梯那是个人选择，而我们年轻人往往把留学当成没有选择的选择。准备好语言，自己的目标，同时足够的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支持，别到国外为了支持生活去打工而过多浪费了时间。社会实习是可以，暑期实习在欧美是很常见的，大家都知道欧美的暑假很长，他们的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而是接触社会。这么多年在国外接触了一些年轻的留学生，不同层次的都有，我觉得有两大误区，一是刚才说过的没有选择的选择，二是逃避，觉得在国内压力太大了，父母的压力、同学的压力、父母天天盯着，国外山高皇帝远，到国外去怎么都行，这可能也是年轻人留学的动力之一。我还建议的是，找中介很正常，但是不要做假，可以加工语言，但是不能造假经历，后续会有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有的中介什么都包并不是好事。最后想告诉留学的学子们，留学的机会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不要操之过急，准备好了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