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学术界的运作模式以及研究实践开展方式的认知构建，可参考四类典型文献资源。首先，科学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的规范性著作阐述了研究应当如何进行（例如Popper，1963；Merton，1942）。其次，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描述了研究机构中的日常实践（例如Latour，1987；Latour&Woolgar，1979）。第三，著名学者的传记和自传也提供了一些参考（例如Desmond&More，1991；Watson，1968）。第四，以学者及其工作为主线的小说也是了解学术界内部运作方式的途径之一。这类学术小说往往极具吸引力，并且能够揭示学术世界的诸多内幕（Showalter，2005）。小说家比传记作者更进一步，他们创作出模拟现实的故事，这种故事往往既引人入胜，又富有张力。此外，小说的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不受必须忠于真实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限制，因此，学术小说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文学体裁，它以虚构的形式展现作为学者的意义。
从事研究工作会有独特的道德维度，大致可分为三个领域：研究诚信、研究伦理，以及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研究诚信（Research Integrity）涉及研究人员的个人或集体行为，这些行为决定了研究的有效性（真实性），以及科学界内部和公众对科学的信任。研究诚信关注研究是否得到严格执行，并避免受到外部利益的干扰。如何保持研究诚信已在各行为准则中明确规定，部分国家甚至纳入了法律框架；研究伦理（Research Ethics）涉及人类和动物研究的伦理考量。换言之，研究伦理关乎研究人员在研究对象（人类或动物）身上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研究伦理通常以法律为基础支撑，并受到严格监管，以确保合规性；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RRI）关注研究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何谓“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价值观、政治立场和宗教信仰，在不同个体和文化之间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将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完全规范化或纳入统一法律框架面临较大挑战。
在学术教育和科研人员的培养中，科研人员的伦理素养问题值得高度重视。本文基于以下观点展开：除了教材、案例分析和行为准则外，小说在研究诚信教育中同样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相比于教材或案例分析，一部优秀的小说能更真实地刻画复杂且有缺陷的人物形象，引导读者从理性和感性两个层面反思学者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已有学者提出这一观点，并列举了适用于研究伦理及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的小说（例如Dilevko&Barton，2014；Dresser，2017；Dalton-Brown，2022）。本研究聚焦于小说在学者自我反思及研究诚信课程中的应用。显然，研究诚信、研究伦理与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三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重叠，这一特点在相关小说中也有所体现。研究本身的可信度和研究人员的信誉会因这三个领域的违规行为而受损。此外，这些小说也强调了三者的驱动因素具有高度相似性，包括个体的道德品质、实验室的研究氛围，以及学术职业的系统性激励机制（Bouter，2024a）。研究诚信的违规行为可能涉及数据捏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或剽窃（plagiarism），这些属于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而另一类则是各种可疑研究实践（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从某种角度看，这些行为之间存在着关联，许多行为准则也将重大疏忽（gross neglect）归类为研究不端行为，并将其具体界定为反复或频繁从事可疑研究实践（Bouter，2024b，2024c）。
本文将按照时间倒序，介绍过去百年间关于研究诚信的31部小说，逐一阐释其呈现的研究诚信问题，并分析这些作品中是否包含研究伦理及负责任研究与创新的相关维度，探究学术不端行为在小说中的驱动因素。
Mika Bandura ——《动物大学》（Animal university）
这部讽刺作品灵感源自George Orwell的《动物农场》（Animal farm，Orwell，1946；Bandura，2019）。小说主角Arabian colt Rembrandt是著名动物大学（Prestigious University for Animals，PUFA）的硕士生。某天，他发现导师提供的研究论文数据集竟然是伪造的。这促使他开始深入调查争议人物“智慧猪”Nash教授的学术成果。Rembrandt发现了Nash层出不穷的学术不端行为：数据造假、人情署名、剽窃、操纵同行评议、重大利益冲突，以及期刊拒不撤稿等问题。他还发现Nash声称采集数据的“莫肯汉姆猪机构”（SHAM）根本子虚乌有。最终，Rembrandt以举报人身份正式提交了学术不端的投诉。
这个故事既荒诞又辛酸，充斥着滥用职权、保密推诿、法律威胁和恐吓攻击，种种情节都让人耳熟能详。作者明显借鉴了真实事件，如“Diederik Stapel案”（Levelt&Noort&Drenth Committees，2012；Sijtsma，2023）与Jeffrey Beall的“掠夺性期刊黑名单”（Beall，2012；Silver，2017）。面对举报，PUFA校长Bacon和学术诚信办公室（RIO）主任Stone出于对机构及个人声誉受损的担忧，竭力淡化并掩盖研究的不端行为。尽管Bacon主持的听证会证据确凿，但正义仍未伸张。与现实如出一辙，举报人反而承受了最沉重的代价。
本书聚焦数据伪造、出版伦理失范和权力滥用等行为，犀利指出：对声誉受损的恐惧才是机构与个人行为的核心驱动力。《动物大学》深刻揭示了公正程序与举报人保护机制的重要性。
Ian McEwan ——《太阳能》（Solar）
一位性格复杂且颇具争议的诺贝尔奖得主，被任命负责一个著名的可持续能源项目（McEwan，2020）。机缘巧合之下，他得到了一位刚去世的年轻同事的重要研究成果，却未能抵御将这一成果据为己有的诱惑，试图借此满足外界和自我施加的学术期待。然而，这一行径最终被揭露，其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均遭遇了更多的挫折。
McEwan通过勾勒一位自恋型学者如何因追逐成功而堕入学术欺诈的心理轨迹，生动幽默地揭示了科学研究中游走于道德边缘的两难困境。尽管故事情节如此荒诞不经、脱离现实，但读者极易联想到近年曝光的一些真实科研不端案例，其间的相似性令人不安。
《太阳能》聚焦于最具侵蚀性的抄袭形式——思想剽窃。同时，它也生动展现了性格缺陷在学术生活中引发一连串错误决定的全过程。
Hub van Wersch ——《捕捉空气》（Grijpen naar lucht）
小说围绕人类学领域一场终身教职竞争引发的科研诚信危机展开（van Wersch，2019）。故事的背景设定于印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罢工事件：超过25万名孟买纺织工人持续罢工18个月，最终以失败告终，导致当地纺织业衰落。
故事核心聚焦学术阴谋与恶意竞争，情节中充满了各种熟悉的细节。故事的主人公意外发现其竞争对手涉嫌抄袭，并教唆学生伪造数据。该故事是充满娱乐性的混合体，既展现了在印度开展人类学研究的复杂性，也描绘了操纵终身教职评选过程的企图，甚至还有婚外情的花边情节。在时间压力、数据管理混乱以及电脑崩溃的叠加下，最终产生了一份伪造的研究报告，两位竞争者都陷入了科研不端的泥潭。这部情节跌宕的小说展现了，外部压力和性格缺陷如何催化学术与个人的双重困境。
这篇关于人类学研究中伪造与抄袭的故事，还揭示了在时间压力和困难环境下收集数据时会出现的诸多存疑的研究行为。小说真实地刻画了过度的野心与激烈的竞争是如何诱发错误决策的。
Lucy Atkins ——《夜访者》（The night visitor）
这是一个关于学术成果被剽窃以及随后发生两起伪造事件的精彩故事。直到小说尾声，真相才如拼图般逐渐完整。作者以精巧的叙事将悬念保持到最后一页，令人不忍释卷。现在，或许你该亲自翻开这本书，体验这场智力博弈。
Vivian是Olivia父亲的研究生，而Olivia父亲对她并不好，反而通过窃取她对蜣螂（Archeocopris olivia）的研究成果，从而获得了终身教职。多年以后，为了保住自己在牛津大学的教授职位，Vivian在Nature杂志上发表伪造论文，恶意指控已故的Olivia父亲学术造假（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他“只是”窃取了Vivian的发现），彻底毁掉了Olivia父亲的学术声誉。随后，Olivia拿出了有力证据揭露Vivian的学术欺诈行为，令其声名狼藉提前退休。
偏执Vivian的试图证明：在遭遇严重不公时，正直的学者也会变成欺诈者。她伪造了一本极具轰动性的日记，并联系上新晋历史学教授Olivia。Olivia并不知道Vivian（此时已更名）是她父亲曾经的研究生，便依据这本伪造的日记写出了一本畅销书。新书发布会后，Olivia遭遇人生崩塌——人们发现她竟忽略了日记中多处明显的伪造痕迹。当她惊觉自己低估了Vivian的算计与恶意时，已沦为对方傀儡，甚至被迫答应合著新书。绝望中，Olivia将Vivian推下地下室楼梯，但警方侦探对她的行为产生了怀疑，之后在Vivian遗留的日记中发现了她是如何谋划一步步引诱Olivia上钩的。
Helene Uri –《我们中的佼佼者》（De besten onder ons）
这是以大学语言学研究所为背景的学术伦理小说（Uri，2012），讲述了知识精英群体中虚荣、流言蜚语与背后中伤的故事，还涉及部分主要角色行为背后的性驱动力。故事围绕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学者展开：她不仅盗用他人研究成果实现学术跃升，更通过性魅力操纵同事成为共谋。当真相揭露时，被利用者反被指控为抄袭主体，最终导致其职业生涯的崩塌。
小说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揭示了科研人员对行为动机的认知盲区：性冲动既成为权力博弈的工具，又暴露出知识精英在欲望前的荒谬姿态。小说对学术不端处理机制的批判尤为深刻：调查过程摒弃证据原则，依赖主观臆断。在本案中，这种不当处理最终导致了一位学者职业生涯的无辜覆灭。作品通过这起“罗生门”事件，既警示调查公正性的重要性，也暗示建立双轨保密顾问制度的必要性——若存在专业申诉渠道，或许能避免这场由学术不公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Paul Brand –《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这是一本令人兴奋的惊悚小说，描绘了科研诚信失范的极端形式（Brand，2009）。Brand用极具张力的叙事，既展现了科学界“不发表就灭亡”的残酷竞争，又捕捉了学者们最纯粹的学术初心——与志同道合者共赴真理之约的智性愉悦。
故事始于一位天才女博士生的首次国际会议亮相，随着制药业巨大利益的阴影浮现，读者将目睹：一个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学术共同体，如何被高功能反社会者轻易瓦解。更令人不安的是顶级期刊面对学术不端时的系统性失语——那些精心设计的“不作为”机制，比明目张胆的包庇更具破坏性。尽管结局符合道德预期，但字里行间渗透的寒意提醒着我们：每个科研伦理漏洞都可能引发灾难级连锁反应。
女主角在学术生涯早期因缺乏经验而表现出的天真可以理解，但带来的严重后果无疑为“青年学者导师制度”存在的必要性提供了有力论证。当然，这一制度唯有在导师是经验丰富、性格稳重、与受指导者不存在上下级关系且来自不同（子）学科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Zadie Smith –《论美》（On beauty）
这部恢宏的家族史诗以新英格兰大学为舞台，生动刻画了两个学术家庭间错综复杂的纠葛（Smith，2006）。两位父亲，一位出身伦敦保守派黑人基督徒家庭，另一位则是来自白人屠夫家庭却迎娶美国南方黑人女性的学者。他们围绕伦勃朗画作真伪展开的学术论战，演化成贯穿全书的叙事主线。而当两个家庭的子女卷入跨越代际的情感漩涡，特别是当保守派家庭那位极具魅力的女儿先后与对方家庭的父子产生恋情时，学术争论与情感冲突相互催化，迸发出令人屏息的戏剧张力。
Smith以兼具悲剧深度与喜剧灵光的笔触，通过充满机锋的对话，犀利揭示了种族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如何扭曲学术讨论的本质。但归根结底，这部小说讲述的是人生中充满动荡的“成人礼”。青少年们渴望挣脱父母的束缚、寻找自我认同；而成年人则挣扎于迈向更具反思性的生命阶段，努力在学术抱负与婚姻危机间艰难平衡。
小说勾勒出学者间激烈的学术辩论和行业竞争，这有时可能导致关于学术不端的虚假指控。当学术竞争异化为道德指控的武器，所谓的真理追求便沦为权力博弈的遮羞布。
Allegra Goodman –《直觉》（Intuition）
年轻研究员突破性的Nature期刊论文为实验室带来巨额经费与媒体光环（Goodman，2006）。但当同事无法复现实验并发现原始数据存在选择性删改时，一场关乎科研诚信的风暴就此爆发。她逐渐成为一名吹哨人。科研诚信办公室认定该研究存在不端行为，但在上诉过程中，由于法律上的技术性问题，该判决被推翻。与此同时，一位参议员将此案作为其反科学运动的一部分，大肆炒作。在翻开故事最后一页之前，读者始终无法确定事情的真相究竟为何。
这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在科研野心、制度缺陷与监管真空的夹缝中，轻微疏失可能被放大为学术欺诈，而真正的越界行为又可能因技术细节逃脱惩罚。同时也指出，在“绝对无可指责”与“严重学术不端”之间，其实存在着诸多灰色地带。在放大镜下，日常研究工作中极易被挑出各种不规范之处，但要对其做出正确解读却极其困难。本书最精妙之处，在于作者以极具洞察力的方式描绘研究者、吹哨人及其上级的动机与情感。最终，这场风波中没有赢家，所有人都是输家。然而他们所受的声誉损害，与事件本身的关系甚微。
这部关于“伪造指控”的小说之所以突出，在于它揭示了法律手段和政治动机是如何掩盖事件真相，进而造成巨大的附带性伤害。它也体现出，与真实案例报告相比（例如Kevles，1998；Reich，2009；Freckelton，2016），小说以更鲜活的笔触展现了科研诚信议题的复杂性。
Miquel Bulnes ——《实验室》（Lab）
这部充满黑色幽默的实验室浮世绘（Bulnes，2005），通过博士生主角的视角精准捕捉了学术界的荒诞生态。在生物医学研究的重压下，主人公不仅要应对无法复现的实验结果，还要处理濒临破裂的感情关系。Bulnes以一封举报信为导火索，生动展现了学术不端指控如何成为权力角逐的工具。自恋的系主任、各怀心思的“荣誉作者”们，在真相未明时已开始趁机操控局势，为自己谋取更多的权力。
凡是经历过科研不端指控调查的人都知道，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指控并不真实——举报人的动机往往出于源于职场恩怨而非道德关切。当调查证实不当行为时，举报动机无关紧要；但当指控不成立时，这些隐藏在道德面具下的嫉妒、竞争或报复心理，反而成为最需要审视的对象（Bouter&Hendrix，2017）。
Harry Thompson ——《黑暗之物》（This thing of darkness）
这是一部关于青年时代Charles Darwin的小说。Darwin还是一位业余地质学家时，就加入了“小猎犬号”的船员队伍（Thompson，2005）。这艘船的漫长航程带他途径巴塔哥尼亚、火地岛、智利海岸，最终抵达加拉帕戈斯群岛。这是一场科学在大航海时代的实践。Darwin与“小猎犬号”船长Robert FitzRoy之间的友谊与破裂，贯穿全书主线。
Darwin的宗教世界观与实地观察结果之间的冲突，使他迟迟不敢发表进化论理论（Darwin，1859），这一犹豫长达数十年。转折点出现在他意识到另一位科学家也在研究相同课题，并即将发表成果。书中精彩地描绘了围绕这项或许是史上最重要的科学理论诞生过程中的个人抉择与科研诚信困境。
这本引人入胜的小说展现出，即便是在大探索的年代，学者们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也无法摆脱人性弱点的阴影。对Darwin而言，这些干扰包括他的宗教信仰、对认可的渴望，以及害怕被保守的英国社会排斥。
Philip Roth ——《人性的污点》（The human stain）
故事围绕一位古典文学教授的陨落展开（Roth，2005）。在长期担任院长并取得成功后，他卸任回到原来的系里教书。然而，一场荒唐的“种族歧视”指控引发了事端，原来有些同事一直心存旧怨，借此发难。就在风波四起之际，教授的妻子突然去世，他遂决定提前退休。之后，他与一位年轻的女清洁工坠入爱河，并因此与自己的孩子发生冲突。最终，两人在一场疑点重重的车祸中双双殒命。
这是一出没有赢家的悲剧，小说细致地重构了主要人物如何走向自我毁灭的过程。教授原来是肤色较浅的非裔美国人，年轻时选择与家庭决裂，以白人身份度过一生。清洁工背负着被继父虐待的童年阴影，又深陷越战老兵丈夫的暴力婚姻。而那位年轻的系主任则是逃离了控制欲极强的法国贵族母亲，却最终在一所美国二流学院中逐渐异化。这些破碎的灵魂在命运的漩涡中相互撕扯，共同演绎了一出现代版的希腊悲剧。
这部小说文笔精炼，令人深思其实每个人都在生活里如履薄冰。而即便是最睿智的头脑，也可能在职业嫉妒、丧亲之痛与情感冲动中走向自我毁灭。
Han Voskuil ——《办公室》（Het Bureau）
荷兰文学巨匠Han Voskuil耗时二十余年完成的七卷本《办公室》（Voskuil，1996–2000），堪称一部学术版的《追忆似水年华》。这部基于作者三十载研究日记的巨著，通过主角的职业生涯，精准解剖了学术体制的隐秘逻辑。
尽管主角竭力回避，最终还是被推上了领导的位置。这项工作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他逐渐陷入自我怀疑之中。他明知下属的研究成果毫无价值，但他唯一的应对方式就是自己越来越拼命地工作。Voskuil记录了主角在官僚主义泥潭中的每一次挣扎，也描绘了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人文学科的演变过程。但最令人称道的是小说中大量生动的对话，使这部长篇堪称杰作。此外，该书还被荷兰广播电台改编成了优秀的广播剧，总计475集，每集15分钟，后来被制作成播客重新发布（NPO Luister，2024a，2024b）。
小说中主角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坦诚自省，激发了许多共鸣，无论是初入职场的青年学者，还是身经百战的资深教授，都能从中获得反思与启示。小说基于作者在学术生涯中所写的日记创作而成。Voskuil对学术会议的幽默描写尤其出色，既令人忍俊不禁，又精准刻画了学术圈的真实面貌，展现了他出色的观察力。
Carl Djerassi ——《坎托的困境》（Cantor’s dilemma）
故事的开头，Cantor提出了一个关于癌症发生机制的杰出理论（Djerassi，1991）。他的首席研究助理负责进行实验验证，并取得了成功，研究成果迅速发表在Nature杂志上。但其他科学家却无法复制这一实验结果。原来，这位助理暗中操控，而且可能还有另外两次造假行为。Cantor对他失去了信任，亲自设计并独立完成了第二项实验，并再次取得成功。最终，他与这位助理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而另一家实验室的主任在Cantor的助理加入后发现了真相。他利用此事勒索Cantor，以换取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机会。
Cantor的“困境”在于，他无法揭露第一次实验中的不端行为，否则不仅会失去诺贝尔奖，还会丢尽颜面。更复杂的是，他亲自完成的第二次实验结果的确支持了他的理论。与此同时，那个篡改数据的助理，则在荣耀与良知间痛苦挣扎。本书呈现了几位主要人物所面临的伦理抉择。在后记中，作者指出，为了使数据符合理论而进行操控在科研中并不罕见，尤其在Kuhn所说的“范式转变”前夜（Kuhn，1962）。连牛顿（Gregor Mendel）和孟德尔（Gregor Mendel）极有可能也曾如此行事。
这部小说不仅关注科研造假及其背后的动因，如外部压力和野心欲望，也描绘了科研不端案件的复杂性，以及吹哨人所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现实代价。其对“选择性失明”机制的揭示，至今仍是科研伦理教育的经典案例（Bouter&Hendrix，2017）。
Pascal Mercier ——《佩尔曼的沉默》（Perlmann’s Schweigen）
Pascal Mercier构建了一个令人窒息的学术心理剧（Mercier，2007）。曾经的学术明星在妻子去世后逐渐与学界前沿脱节。当国际学术会议迫近时，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思想已然枯竭——面对空白的稿纸，这位以雄辩著称的学者竟陷入了失语状态。但此时已经无法临阵脱逃。他既无法解决自己的困境，也不肯承认自己早已不再站在学科前沿。主角被自己曾经辉煌的声誉困住，陷入孤独而绝望的挣扎之中，随着会议进行，他的恐慌愈发加剧。最终，他决定基于一位原本打算参会、却临时退出的俄罗斯学者提交的论文来构思自己的发言。但意想不到的是，那位俄罗斯学者竟然突然现身会议现场……
小说最震撼之处在于揭示了在“不发表即灭亡”的学术丛林里，那些曾经成功的学者往往最难承认自己的力不从心。小说同时反思了功绩制度（meritocracy）如何异化学者主体性的问题。
Mercier的小说令人印象深刻而又发人深省，深刻揭示了当一位学者再也无法满足同事和家人寄予的高度期待时，走向学术不端的诱惑将会变得多么强烈与可怕。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终身教授》（A tenured professor）
得益于自己设计的“非理性预期指数”，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能够识别出那些因过度乐观或悲观而导致股价错估的公司（Galbraith，1990）。他没有公开这一研究成果，而是利用该模型积累了巨额财富。根据他与妻子的约定，这笔财富将用于公益事业，例如推动女性担任更多高级学术职务、在军校设立和平研究讲席，以及发起抵制企业插手政治的倡议等。通过收购一家名为“特殊电气”（Specific Electrics）的大公司，教授甚至能够窥得军工产业的核心。
当然，这一切引发了剧烈的反弹。教授被指控进行内幕交易，并被质疑政治动机不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中央情报局（CIA）对他日益关注，并开始频繁干预。他不得不在国会山参加听证会并陷入法律纠纷。最终，他选择妥协，与政府达成和解。之后，他回归到冰箱定价的学术研究中——尽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极其富有的学者。
这是一部精彩的讽刺小说，充满克制的幽默与丰富的内幕消息。小说也深入探讨了知识产权，以及如何处理由公共资金支持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私人利益的问题。主角选择不发表其研究成果，是一个典型的可疑科研行为，即便他将所得用于慈善，也难以掩盖其中的问题。除了探讨科研诚信，这部小说同样触及了“负责任的研究与创新”（Responsible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的深层议题。
Saul Bellow ——《院长的十二月》（The dean’s December）
调查记者转行成为大学教授兼院长，却因撰写揭露芝加哥腐败现象和揭示美国社会不平等根源中所涉及的种族问题的文章而遭受激烈批评（Bellow，1982）。随后，他在一起有关白人学生暴力死亡的敏感案件中公开站队，引发更大争议，被指控存在种族歧视。而大学当局则试图控制舆情，以维护学校声誉。当他表露出打算继续深入揭露铅中毒对社会的广泛破坏性影响时，进一步的压力接踵而至，要求他不要再引发新的丑闻。
本书深刻揭示了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艰难处境，当严谨学术遭遇政治正确，当事实调查碰上利益集团，所谓“价值中立”往往成为空谈。故事发生在冷战时期的罗马尼亚，院长为了探望身患重病、即将离世的岳母而来到这里。这种环境与其日常职场生活拉开了距离，也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小说还通过院长与其出身白人下层阶级、如今已是知名专栏作家的童年好友之间的不同看法，进一步探讨了社会出身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个人看待事件的方式。
Bellow凭借其卓越的叙事才能，让读者切身感受到在强烈的个人、政治与宗教信念交织下，辨别并应对非经济利益冲突的困难。这些内在压力的混乱，再加上学校领导对声誉的维护以及种族紧张关系的多重影响，学术自由与科研诚信都面临严重威胁。
David Lodge ——《校园三部曲》（The campus trilogy）
这部三部曲构建了一幅横跨二十年的学术浮世绘，通过交叉叙事与复现角色，精准捕捉了20世纪60到80年代全球高等教育转型期的历史脉动。作品风格幽默，观察细致入微（Lodge，2011）。
在第一部《角色互换》（Changing places）中，英国卢密奇大学与美国尤福利亚州立大学的两位文学教授在交换计划中遭遇文化休克。故事设定在1969年，大西洋两岸的学生都在以自己的方式掀起风潮，教师群体也难以置身事外。Lodge以冷幽默的笔调，描绘了“旧世界”与“新世界”大学之间的巨大差异，展现了两个主角在异国环境中逐渐失去原有支点的过程。同时，新兴女权主义和代际关系的变化也构成了重要背景。
第二部《小世界》（Small world）的主题是国际学术会议巡回。Lodge将镜头转向全球化初现端倪的学术会议圈。主人公们将国际学术会议变成了名利场与猎艳场的混合体。作品中的一条副线涉及抄袭，一位审稿人窃取了未发表论文的观点，而对此行为的处理却显得极为乏力。但本书的主线仍围绕情感与欲望展开。这在20世纪70年代的文学学者中，引发了一场关于结构主义和弗洛伊德象征主义的激烈辩论。尽管话题颇为沉重，小说整体却仍不失趣味，部分情节更是格外精彩。
三部曲的最后一部《美差》（Nice work）将我们带入20世纪80年代，探讨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差异。人文学者与工厂经理在岗位互换中发生的认知冲突，不仅幽默地解构了“象牙塔与车间”的刻板印象，更预言了当今大学企业化管理的诸多困境——即便是人文学科，也被要求“具备创业精神”，并实现科研成果的价值转化，这其中既有机遇也有风险。
这部三部曲清晰展现了大学与学者始终深受其所处时代与社会背景的影响。虽然三部曲中仅有一部直接涉及科研诚信议题（即思想剽窃），但三部作品整体探讨了学术界广泛存在的不正当动机和意识形态利益冲突的问题。
Willem Frederik Hermans ——《教授群像》（Onder Professoren）
这部作品以幽默笔触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荷兰大学的众生相：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尔库塞信徒占领校园，过度民主化浪潮与平等主义恐怖愈演愈烈（Hermans，1975）。书中对愚钝学生、虚荣学者与专横校领导的刻画令人惊叹，所有角色都散发着地道的市井气。主人公虽获诺贝尔奖，却惊愕地发现媒体更关注学生鸠占鹊巢其实验室的事件。
尽管细节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征，但书中人物却跨越时空地令人共鸣。荷兰小说家Willem Frederik Hermans曾执教于格罗宁根大学，这部小说某种程度上是其学术生涯里愤懑情绪的产物。但本书亦不失为一部杰作，内含诸多犀利的现实刻画。主角与妻子的对话，与Han Voskuil《办公室》中Maarten与Nicolien的夫妻对话颇有神似。
小说揭示了大学运作与精英统治、波普尔理想之间的深刻鸿沟，同时指出学术领袖的作风将决定本地研究文化的基调。这种文化首先应当倡导负责任的研究行为，但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亦受制于诸多不可控因素。
John Williams ——《斯通纳》（Stoner）
这部被长期低估的杰作，讲述了一个“失败者”的胜利。一位农村青年进入大学攻读农业科学（Williams，1965），却意外迷上语言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后成为讲师。他逐渐摆脱原生家庭的桎梏，却又陷入不幸的婚姻。在职场中，他始终难以与世故的同事抗衡，职业生涯平淡无奇。但他始终坚守学科的崇高价值，并以赤诚赢得学生爱戴。周遭无人理解这份执着，他孤独地走完了一生。
本书深刻揭示了内在动机对学术工作的核心意义，近乎偏执的专注能让学者升华个人爱好。外人看来或许可敬，但实则可能只是近乎自闭的人格特质使然。同时，作品犀利指出一所良性运转的大学不仅需要卓越的研究者，更需要伟大的教书匠。为学生树立榜样或许正是学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这个悲伤的故事讲述的正是那些至关重要却始终未被认可之事。
Charles Percy Snow ——《丑闻》（The affair）
这部小说讲述了数字时代之前的一起图像篡改学术不端事件（Snow，1960）。涉事者是剑桥某虚构学院的年轻研究员，封闭排外的学术共同体最终迫使这位研究员离开，并成功将丑闻掩盖。当其导师去世后，遗物中竟发现类似的图像造假痕迹，并且证据很快就神秘消失。
由此引发的质疑使案件两度重启，但学院同僚们立场严重分裂。经年累月的友谊遭到考验，有些甚至分崩离析。书中对复杂人物的刻画极其细致入微，尽管情节推进冷静克制，但悬疑氛围与精湛文笔仍令人手不释卷。但非英语母语读者或许会因对话中微妙的迂回表达而退缩。
故事只涉及相对直白的伪造篡改行为，最发人深省的还是学术圈对此事的拙劣应对。读者不禁要问：当学术自治沦为“学术包庇”，当同行评议变成“同行袒护”，我们是否需要建立更透明的外部监督机制？
Charles Percy Snow ——《探索》（The search）
这部写于20世纪30年代的恢宏史诗（Snow，1934）刻画了自幼痴迷科学的主人公成长为杰出研究者的历程。主人公将事业看得比毕生挚爱还重要，却因急于发表成果而犯下无心之失，职业生涯急转直下。尽管学术声誉最终恢复，他仍心灰意冷退出科学界，梦想如泡沫幻灭。而当目睹挚爱之人那才华平庸的丈夫通过数据造假获得显赫教职时，他也选择了沉默。
这部近百年前的作品，对科研绩效压力与科学家职业困境的描摹至今令人共鸣。科学研究也不过是凡人为世俗追求而拼搏的行业。在这个只认成果的残酷世界里，走捷径的诱惑往往令人难以抗拒。主人公所彷徨与焦虑的，至今仍是无数学者挥之不去的梦魇。
小说既描绘了蓄意造假的行径，也展示了一起由研究者主动撤稿的无心之过。纠错明明是学术操守的体现，换来的却是声誉损毁与尊严丧失。故事的另一个主题则是学者们过度追逐科研生涯可能会做出错误的牺牲。
Sinclair Lewis ——《阿罗史密斯》（Arrowsmith）
这部作品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医科生Martin Arrowsmith的故事（Lewis，1924）。Martin本应成为一位医生，却被科研深深吸引。他的精神导师是流亡美国的德国细菌学家Max Gottlieb，在这位严师的指导下，他对实验研究的理解与探索更进一步。Martin逐渐对行医失去兴趣，批评医学缺乏科学性。但面临婚姻问题时，他又不得不正视医生收入远超科研人员的事实。
Martin先成为乡村医生，又投身公共卫生事业，皆因缺乏必要的人际交往和政治手腕而失败，最终转任病理学家。在Gottlieb提供机会后，他成为了全职科学家。Martin本应成为噬菌体的首位发现者，却被法国同行抢先发表。当加勒比地区爆发瘟疫时，Martin在人道救治与实验研究间艰难抉择。而后，他挚爱的妻子Leora死于瘟疫，Martin就此崩溃。最终，这位日渐孤僻的科学家选择在佛蒙特州的森林里隐居。
小说深刻探讨了优秀医生与优秀医学研究者的本质区别，探讨了适合这两种职业的人格特质。而当疫情来袭时，科研面临走捷径的巨大压力，研究伦理遭受严峻考验，两种职业之间也有了共通之处。
结语
这些小说本质上都演奏着同一曲学术咏叹调。学者的学术生涯注定要与内在驱力角力，与外部压力周旋，在困境中寻找破局的方向。这些故事揭示的不仅是学者个体的道德抉择两难，更是整个学术制度的系统性缺陷。理想的科研环境应当允许从业者坦然面对质疑、困难与错误，学术霸凌让位于平等对话，代际传承取代恶性竞争。我们正在逐渐意识到科研本质上是集体的事业，而非个人的独舞。学界也开始慢慢为“职业加分”赋予新内涵——成为对学界有意义的人，践行那些虽不耀眼却至关重要的责任。例如，悉心指导青年学者、严谨把关学术质量、无私分享研究经验等。学术机构也有责任优化科研环境、纠正不良风气，同时也需提供常态化的科研伦理培训，建立建设性审核机制，制定公正的学术不端处理程序（Mejlgaard et al.，2020）。
本文讨论的文学作品为研究者可能面临的职业困境提供了参考。这些故事不仅提供认知层面的启示，更营造情感共鸣的磁场，这将帮助研究者们反思如何成为负责任的从业者，并规避造假、篡改、剽窃等问题学术行为的险滩。小说在科研诚信教育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既可作为个人道德反思的镜鉴，亦可作为团体研讨的典型案例，更能作为落实最新科研诚信教育框架（Labib et al.，2023）的叙事载体。
原文章发表于MetaArXiv Preprints，《医学研究与发表》已获作者Lex Bouter授权翻译并转载。文章版权仍属于MetaArXiv Preprints与作者Lex Bouter，《医学研究与发表》仅作分享。 原文DOI：https://doi.org/10.31222/osf.io/9ntxg .
Declarations
Funding
本文所涉及的工作无相关资助。
Conflict of interest
无潜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