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科研领域的关注与投入持续加大，科研产出呈现爆发式增长。十年前，中国的论文发表量还落后于美国34%，而在十年后的今天，已反超63%。这一变化源于中国年均高达11.3%的增速——从2015年的46.4万篇增长到2024年的121.6万篇；相比之下，美国同期仅增长0.5%，从70.9万篇增至74.4万篇。放眼全球，多数科研强国的论文产出基本持平，而中国则一骑绝尘（见图1）。
在物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多个学科，中国产出的论文量已超越整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含美、英、德、法、日等）37国的总和（图2）。中国科研突破的消息屡见报端：从电动汽车长效电池，到低成本AI模型，再到可与西方顶尖战机抗衡的喷气式战斗机。
与此同时，美国科研投入却在削减——白宫2026财年预算草案拟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经费削减40%、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砍掉超50%。这可能进一步巩固中国在科研领域的领先地位。
从出版商的角度看，中国科研崛起带来机遇：无论开放获取还是订阅模式，论文都是学术出版的硬通货。更多中国论文意味着更多客户——包括机构订阅者和支付APC的作者。但增长伴随阵痛：中国撤稿率远高于OECD国家（图3），在部分医学领域甚至超过1%，迫使出版商增加审核环节以防论文工厂污染（如Hindawi事件）。
科研格局的变化，也削弱了西方政策制定者的话语权。“Plan S”提出时，西欧论文产量比中国多30万篇，如今已少20万篇。欧洲通过“Plan S”推动开放获取等商业决策的影响力正在衰退。开放获取转型的主动权正逐渐转向中国，尤其在物理科学与工程领域。
然而，以西方为主的编辑和审稿人数量几乎停滞，且中国学者在编委会中代表性不足。在16份跨出版商的大型STEM期刊中，中国编委占比均低于其论文占比，超半数期刊里，中国论文贡献量是编委人数的三倍（图4）。
这种失衡，加上审稿流程中语言与文化障碍，导致中国论文审理更慢。数据显示，2024年论文接收速度创2011年以来新低，比2014年慢9天（基于16家主要出版商800万篇论文，不含MDPI）（图5）。原因可能有二：（1）中国论文产出增长使西方编审超负荷工作；（2）出版商为打击论文工厂引入更多审核环节牺牲效率。中国编审与论文比例失衡导致找编辑、寻审稿人更耗时，语言障碍也可能延长编审过程。另一方面，额外审核的影响更易量化。例如Frontiers in Oncology在Hindawi论文工厂丑闻后显著降速。
事情本不应该是这样的。技术的创新本应使同行评议变得更快，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维持原速。十年慢9天看似微不足道，但换算下来，相当于每年有价值的论文在收件箱中要等待超过8万年。而这场危机远未结束。
各项数据可以推测中国论文量将持续增长。虽难保10%年增速，但维持2019-2024年间年均10万篇的绝对增长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有三大驱动因素：（1）中国GDP预期增长；（2）研发投入占GDP比重提升；（3）人均研究者论文量增加。
IMF预测2025-2030年中国实际GDP（通胀调整后）增速3.4%-4.2%（图6a）。虽不及疫情前7%以上的水平，但绝对增长值相当，足以支撑论文产量的稳定增长。除GDP增长外，中国计划提高研发投入占比。当前其研发支出占GDP的2.6%，低于美国（3.6%）和英国（2.9%）（图6b）。中国的目标是在2030年将这一比例提高到2.8%——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向科研强国看齐，按固定GDP计算相当于研发投入年增1.1%。
此外，在部分发达国家人均论文产量停滞或下降的情况下，中国人均论文产量却以4.7%年率持续增长（图7）。这可能反映中国科研仍处于发展阶段。在人均产出见顶前，将持续推高总量。
与此同时，发达国家研究者数量增速仅为个位数（图8）。若趋势持续，中国论文供应与西方编审资源的缺口将扩大，可能会导致期刊流程瘫痪、各方不满，全球出版体系将面临拥堵甚至瘫痪的风险。
在中国科研不断发展、西方出版暂时停滞的趋势下，全球科研是走向瓶颈，还是走向可持续的出版，这取决于中国研究者能否融入西方出版体系，以及中国能否建立大型可信的出版体系。一旦中国的学术不端问题得到改善，西方期刊会更欢迎中国编审，国际作者也更愿向中国期刊投稿。
同时，新技术的引入也至关重要，AI驱动创新可加快审稿、优化评审模板、评估评审质量，并精准识别不端行为，减少跨国合作风险。否则，如果出版商继续对瓶颈视而不见，作者将被迫转向速度快但质量存疑的平台，全球出版将陷入“更慢、更贵、更沮丧”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