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目前所在的课题组位于美国南部某公立大学的校园内。课题组规模很小，一位华人导师，六名博士生以及数名博士后——之所以用“数名”，是因为变更速率太快，无法准确衡量数目。所谓“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短短一年中，博士后新入两人，离去三人。离去的几人从时间周期而言，最长为两年半，最短为十一个月。呆十一个月的是一位来自国内的女博，据说前后更换了三次课题都未能做出令人满意的结果，然后导师毅然将她解雇。而她的离去又恰好成了我能够加入的重要原因——她挪走后空出的位置由我接替。九个月虽短，但绝非本课题组的记录，据最资深的博士生介绍，三年前曾有过一位来自南亚的博士后在一个月左右即被除名……

上述在课题组内所发生的状况其实是美国博士后高速流动状况的缩影。究其原因，不得不提及当前博士后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就多数情况而言，这种关系类似公司内部雇员与老板的关系——通常导师申请到科研经费，而后通过各种渠道招聘具有相关研究背景和经验的博士后来完成项目。二者相较而言，博士后和导师之间的雇佣关系更为简洁，其合同上的内容只限于形式，双方都满意可每年续签，不满意则可随时结束。雇佣关系本身的流动性就很高，而几可忽略不计的合同违约成本，又进一步增强了博士后的流动性。

在市场经济中，资源的优化配置对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而博士后高速流动的本质其实就是人力资源与硬件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做得不好将很快被替代，做得好的则可以顺利进入更好的环境。在强竞争性条件下优胜劣汰，人的潜力被显著激发，最终创造出惊人的成果。在我个人看来，博士后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科研主力军，允许博士后高速流动的制度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相对于美国的博士后系统，中国的博士后系统具有很明显的“中国特色”。中组部下设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简称“博管会”），各高校、研究所、大型企业等设立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国内的博士后统一在博管会注册，而后进入具体的某个流动工作站（简称“进站”）。在进站一定年限并完成预期目标后“出站”，最终收到一份由博管会颁发的中国博士后证书（该证书绝对是中国独有）。

整体看来，中国博士后“进出站”的整套流程与获取学历证书极其类似。因此，对很多人而言，博士后就是博士毕业之后继续学习深造的过程，即所谓“读博士后”。而“读”这个动词，形象地说明中国博士后的身份很接近于学生。就我所知，在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内，除了留校做青年教师的希望或在某些大课题组内镀金的诱惑，很少有博士愿意在毕业后再选择“读”博士后。

为了避免类似于鸡肋的尴尬境地，近年来，中国的博士后制度开始明显改变。一方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向博士后开放申请（评职称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博士后的待遇、地位等也有实质性的提高（我出国前做博士后的某大学今年已允许博士后出站直接参与副高职称的考核）。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新的政策自然提高了做博士后的吸引力——当前每年在博管会注册的人数明显呈递增趋势。然而，在诸多改变中，流动性却被进一步限制：博士后合同的年份限制从两年提升到了三年，而且由于待遇的提高，违约的成本（只针对博士后单方）变得更为可怕。在这种情况下，恐怕难免出现“即便发现不合适也无法选择，只能咬牙坚持”的局面。然而，对于科研而言，努力和坚持并不见得能导致成功，反而可能耽误更多时间、浪费更多资源（本人的国内博士后经历完美的诠释了这一点）。因此，增强流动性，改善资源配置，可能将是未来中国博士后制度发展变化所需要着重考虑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