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受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原定在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Portland, Oregon)举办的年度科学编辑理事会(The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CSE)会议改为了线上会议。会议于2020年5月4日至5日美国举行，此次会议专家云集，就学术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
科学编辑理事会(The Council of Science Editors，CSE)作为一个为科学领域编辑出版的专业人员提供相关服务的国际会员组织，其宗旨是通过促进网络、教育、讨论和交流，为科学界、科学出版界和信息科学界的800多名成员提供服务，目标是为当前科学信息交流中出现的新兴问题提供权威的资源。
COPE成员、ASEC理事长单位美捷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Dr. Hua He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副教授Dr. Lei Pei受邀参与了CSE分会主题“Publishing Chinese Research: A look at the evolving requirements and experience of editors and scientists”，就科研评价体系展开了精彩的讨论。
美捷登总经理Dr. Hua He发表了主题为“Evolving Research Assessment System & Changing Roles of Scientific Articles and Academic Journals in China”的演讲。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副教授Dr. Lei Pei发表了主题为“How to survive and thrive in the new research environment and system in China”的演讲。
与会听众十分关注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及加大对中国科技期刊资助力度后会对国际期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并就此提出了许多问题，Dr. Hua He及Dr. Lei Pei做出了以下解答：
1）评价体系改革强调多在中文科技期刊发文，对国际科研合作后所产出的文章发表有何影响？此类文章会被要求发在中国科技期刊上吗？
Dr. Hua He：在我刚才的幻灯片里有提到，科技部定义了3类（被新的科研评价标准认可的）“高质量”论文。其中发表在具有高影响力的国际期刊上的论文属于高质量的第二类。所以国际科研合作研究产出的论文，如果首选发在reputable and quality的国际期刊上是没有问题的。不过在新的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科技期刊的质量也会得到快速提升。也许作者以后可能会选择将此类的论文发表在中国（英文）科技期刊上。
2）这些改革的措施已经在开始被实施了吗？具体什么时候会正式生效？
Dr. Hua He：两个纲领性的政策文件是今年2月份才颁布的。就我所知，目前新政策内有些新的条款（比如在中国学术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1/3；对有些专业，比如应用学科，产业化转化学科等不再将SCI论文纳入其评审要求里等等）已被纳入今年国自然基金的申请说明中。目前没看到对更多条款如何正式实施的细则。或许在明年的CSE会议上，能有更多具体的内容分享。
3）中国目前有替代SCI的科研指标吗？会寻求新的指标吗？作者还是会根据SCI的影响因子来选择目标期刊吗？
Dr. Hua He：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刚被推出的时候（2010年左右），曾经一度被期待会替代SCI，成为更“公正”更“佳”的评价指标。但ESI是通过计算被高引的SCI论文来评估出具有高影响力的研究人员，学科及院校机构（且只按22个大的学科进行划分），从其本质上来说还是不能取代SCI。其实单纯使用像SCI这样的统计指标来评价科研工作是很难做到全面和准确的。当初尤金•加菲尔德教授发明SCI计算方法的时候，也没有想到有朝一日SCI会如此被用来评价科研的水平和质量。目前应该暂时还没有能替代SCI的指标，影响因子仍然还是在左右作者的选刊决定。（后记：撰文时想到中国科研评价体制改革，提到要加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hinese Science Citation Database）”的发展。不知从中是否会打造些新的“指标/标准“出来）。
4）科研评价系统改革后，Open Access期刊收取APC会带来有什么影响？
Dr. Hua He：对被认可的高质量的国际期刊收取APC应该没太大影响，受影响的主要是影响力较低的期刊。被各单位认可的国际学术期刊名单由其学术委员会确定，但大家对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应该是有共识的。
5）中国加大扶持本国科技期刊力度后，对国际英文期刊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Dr. Hua He：总的说来，在中国加大对本国科技期刊的扶持后，会有更多中国作者将论文投稿到本国的科技期刊，但对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应该影响不大。又因其数量有限，反而会使之受到更多中国作者的青睐。受影响的很可能主要是影响力低，没有被纳入“被认可”名单的期刊。目前国内已在建立“期刊黑名单”。如作者发表在被纳入黑名单中的期刊上，不仅不能报销发表费用，而且有可能被要求退回科研经费。
6) 中国的科技论文评价新政策将如何改变研究者的论文发表行为？影响因子是否不再那么重要了？
Dr. Lei Pei：并非如此，对于早期刚入职的研究人员来说，晋升职称与申报课题，SCI索引期刊仍然是一个理想的出版渠道，影响因子也会比较重要，在职业生涯早期，学术水平的评价仍然比较看重这一指标。我们都知道它不是完美的，在实践中没有任何度量标准是完美的。对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来说，IF是一个客观可靠的指标，在这个指标上，他们可以与在出版领域有丰富经验、在该领域拥有广泛人脉的资深教授和终身教授去竞争。
虽然鼓励科学家在《自然》、《科学》和《细胞》等国际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但年轻科学家很难在这些期刊上发表论文。而在国内中文期刊上发表论文也没有那么容易，国内知名期刊的退稿率更高，发表论文的等待时间更长。因此，在SCI指数中影响力相对较小的期刊仍将是考虑的重点。
7). 新政策对于有一定资历的研究人员的发表行为会有什么影响？
Dr. Lei Pei：对于资深教授和终身教授来说，新政策的实施将使他们从“不发表就灭亡”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由于质量重于数量，他们将能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高质量的研究上，这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来产生创新的结果。他们对低IF的期刊不感兴趣，但还是要努力在中国出版的顶级期刊和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新的评价体系将鼓励他们通过多种渠道、多种方式传播他们的研究成果。例如，研究产出的有价值的数据也可以被发布。新推出的开放获取期刊和学术社交媒体也可以作为发表的替代渠道。不过这种新的渠道还需要探索。与职业生涯早期的同行相比，资深研究人员更有可能获得资金来支付文章处理费(APC)，因此他们更有可能发表在黄金开放获取模式的期刊。
此次会议圆满落幕，国际期刊界对中国科研评价体系的改革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关注，今年2月国内出台了相关改革的纲领文件，虽然有些新的原则条款（比如在国内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章比例原则上不得低于1/3）已被纳入今年国自然基金的申请说明中，但对有些具体条款的实施还没有看到细则。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对改革所带来影响会有更多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