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夏华向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即在中国、欧洲、澳洲、中国香港以及美国从事生物医药研究和学术活动,在幽门螺杆菌,胃癌,胃肠道功能性疾病,凋亡,肿瘤,感染性疾病以及临床试验等研究领域建立了良好的国际声望。作为美捷登、华誉出版社的创始人和主编,夏教授拥有极为丰富的编辑和发表科研论文的知识、技能和经验。

在上期《医学研究与发表》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夏教授向读者们分享他的科研与创业经验和心得，大家感触良多，收获颇丰，这期我们继续分享。

Q

从中国到爱尔兰，再到澳大利亚，然后回到中国香港，再去美国，最后将事业放到中国。您在每次选择工作地点的时候，您的主要考量有哪些？

A

过去30多年，我从地球东半球到西半球，再从南半球到北半球，最后选择回到出生地创业。早前每次的选择主要还是从我个人的职业发展上考量的，当然，到美国诺华制药公司也有收入、孩子教育及未来发展方面的考量，最后一次却是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当初去爱尔兰攻读博士学位时，我是一心想学成回武汉协和医院的。在爱尔兰期间，我一直与恩师张锦坤教授有书信联系，了解国内、同济医科大学和协和医院的情况。张教授也是期待我学成回到他的身边，协助他将协和医院消化科建立成为研究所或全国重点科室。他也专门为我描绘了我回国的蓝图，并转达医科大让他动员我回国给予的优厚待遇，包括两室一厅的房子，前提是一定要拿到Ph.D.学位。1994年11月，我拿到Ph.D.学位后随即带着怀孕的妻子和不到两岁的女儿回国一趟。结果，除了张教授热情欢迎和招待外，我的所见所闻都叫人失望。刚进人事科的大门，一位科员就要我补交妻子因自费出国而逾期未归的档案保存费。回国期间正好赶上副教授评审，张教授建议我申请，到人事科提交申请又提出申报费（人民币500或美金100）。见了医科大和协和医院有关领导，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承诺。我的同门师兄弟、师妹都没有表示欢迎我回科室的意思。在张教授家，师娘谈教授反问张教授：“如果小夏是你的儿子，你会要他现在回国吗？”。就这样，我选择在爱尔兰继续一年的博士后工作。

1995年4月25日，张教授溘然长逝，享年63岁。张教授的去世也使我个人职业选择的天平完全倾斜。1995年9月，我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内皮恩（Nepean）医院做了一年的Eli Lilly Gastroenterology Fellowship，接着由于科研成绩突出获得三年Research Officer的合同，第五年获得永久工作，但工资最高只能在Senior Research Officer的上限。医院内并没有类似大学的Faculty职位。如果满足于这个永久工作，我可以舒舒服服在澳大利亚生活，直到退休。但这不是我的追求。2000年，香港回归3周年。香港各大学在全球招聘人才，不少华人科学家纷纷应聘。因此，我分别给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消化专家林兆鑫教授写了求职信并得到了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的职位。我在香港大学工作的6年里共获得500多万港币的科研经费，但错过了2003年的一次晋升机会，到2005年才升为Assistant Professor，对此我略有不满和不甘。因此，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应聘拿到美国诺华制药公司高级临床医师 Senior Clinical Physician 职位，从事新药临床研发工作。其实，离开香港大学我还是有些不舍的。首先到药企就意味着我大学科研生涯的终结，更重要的是离开香港就不能像在香港大学时经常有机会到国内各城市，尤其家乡武汉做学术交流了。另外，还有一年我们全家在香港居住满七年，可以拿到香港永久居留身份。林兆鑫教授真诚地挽留了我，答应再给我三年Assistant Professor职位后给我Tenue position，同时可申报Associate Professor职位。我权衡再三，药企较香港大学成倍增加的收入和美国先进的教育以及将来孩子们更多的就业机会还是使我选择离开香港大学。

前面专门谈到我在香港期间于2005年创建了美捷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Medjaden Inc.）。在美国期间于2011年创建了华誉出版社（Xia & He Publishing Inc.）。为了两家公司的稳健发展，我在2014年离开诺华制药公司，全身心投入到美捷登和华誉出版社，虽然收入和福利远逊于诺华制药公司，但论文编辑和期刊出版都是我的最爱。从2014年到2019年我每年在国内4-5个月，并受聘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青岛大学附属青岛市市立医院和广东药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客座教授。这也使的我能够继续参与科研工作。2022年9月2日我从美国出发经过温哥华和首尔于4日到达香港，在检疫酒店隔离4天后于9日回到家乡武汉，再经过10天（7+3）隔离后于20日终于跟武汉市民一样生活和工作。这是我在新冠疫情近三年来第一次回到国内。这次冒着一定风险，经过千辛万苦回到武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申请获得在华外国专家工作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并经过一周的奔波如愿以偿。自此以后，我每年在国内工作的时间就更多了，也灵活多了。

Q

您在许多的国家（城市）生活过。能否请您谈谈您印象最深的国家（城市）？

A

过去30多年，我在爱尔兰都柏林和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金斯伍德（Kingswood，悉尼西部50公里郊区）各生活5年，在中国香港生活6年。2006年后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利文斯顿（Livingston，纽约西部30公里乡镇）生活到现在。这些地方各有特色，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记忆。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还是我出国留学的第一站。

爱尔兰，全名为爱尔兰共和国，位于欧洲大陆西北海岸外的爱尔兰岛。由于历史原因，爱尔兰约占该岛南部的5/6面积。剩余东北部的1/6面积属于英国，称北爱尔兰。许多人会分不清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关系。爱尔兰首都位于爱尔兰岛东部的都柏林。1990年9月我到爱尔兰时，全国人口只有350多万，现在已突破500万，但还是不及国内一个三类城市的人口。都柏林人口100多万，约占全国1/3。我就读的都柏林圣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 Dublin,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就坐落在都柏林市中心第二区，而我工作的St. James Hospital在都柏林市中心第八区。

爱尔兰人绝大多数信奉罗马天主教，而且都是极其虔诚的那种。他们直到1980年才实现避孕合法化，1993年才将同性恋从犯罪名单上清除，1996年才允许离婚（但离婚前仍然需要分居4年），2018年才公投废除了宪法明定的堕胎禁令。在爱尔兰时常常听到未成年女孩怀孕生子的新闻。1994年，我们有个不到14岁的小邻居经常推着儿童车在附近走过。她10岁多在读小学时被人诱奸，怀孕后家人没有能力及时带她去英国堕胎，最后不得不生下来。不过，有关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对她关怀有加，有专人照顾他们母子。邻居们也不歧视她，常常给她孩子一些小物件或零钱。

爱尔兰人是我目前遇到的最善良的群体。我导师O’Morain教授和他家人是爱尔兰人的典型代表。从1989年初收到O’Morain教授接受函到我拿到三年一次出入境个人护照和爱尔兰留学签证并以公派自费身份于1990年9月成行历时一年多，其过程可谓一波三折，此处不表。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对于订购机票完全没有概念。我妻子熟人在北京的朋友说已经帮我订了从北京去爱尔兰的机票，票价3000多人民币。那天，医院派了车，导师还派了两位师弟送我到汉口火车站。但等我和妻子乘坐火车去了北京才知道票并没有订成功，再去订票时票价是6000多人民币。而我并没有带那么多钱，我们只好打道回府。在武汉一家旅行社订到了经由香港、伦敦希思罗转机去爱尔兰都柏林的机票，全程票价600多美元，旅行社工作人员只给了我到香港的机票，到都柏林的机票需要到香港去打电话联系一位张先生，他会送票到机场。当时从武汉南湖机场到香港只有包机航线。在武汉上飞机时，我带了一大一小的两个箱子（那时的箱子没有轮子，全靠搬运），武汉机场只同意托运大箱子到都柏林。其实，小箱子装了很多书，非常重，虽然机场有行李车，但推着箱子行动很不方便。记得那天是傍晚到达香港启德机场的。我在香港机场用免费公用电话打通了张先生电话。当他将国泰航空公司机票送到我手上时离飞机起飞不到一个小时。香港机场值机还算顺利，而且我的小箱子也托运了。

9月23日上午到达都柏林机场时，我导师O’Morain教授已在机场出口等我了。他告诉我他头天上午也来机场接过我。那时候没有电子邮件，国际交流靠国际长途或传真联系，电话费很贵，除非紧急，一般不用。更主要的是当时没有时差的概念，我手上没有到都柏林的机票，所以在给他的传真时误将飞机起飞日期写成了到达日期。从机场接到我后，他将我送到他的另一位学生——来自利比亚的Mohamed Ali Daw博士家。在路上他跟我说奖学金（他给我的奖学金是税前5000爱镑一年）要到下个月发，问我身上有没有足够生活的钱。我5个月前刚刚完婚，虽然我借了好几千元但由于对机票费用预估不足，出国时我身上只有100美元，在都柏林机场仅仅兑换到50多爱镑，可谓囊中羞涩。O’Morain教授得知我的情况后给了我20爱镑，第二天上午他将我带到我工作的St. James Hospital临床微生物科与科主任（也是我的另一个导师）Connor T. Keane教授见面。后者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后也给了我20爱镑。在Mohamed那住了两晚后他打听到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地址（39 Harrington Street, Dublin 8），从此我便与都柏林中国留学生联系上。我先在一个40多岁孤住的女房东Tracy家里一间不到5平方的小房间住了约2个月（每周13爱镑，需交两周押金），然后与一位名为读书实为打工（那时凭语言学习录取书可以申请到学习签证）来自上海的刚过40的留学生老潘合租一间房，并在他的引荐下到在都柏林北面、与之相距50公里的小镇德罗赫达（Drogheda）一家中餐馆作厨房工，一般是周五到周日的下午5点到凌晨1点左右。可以说我那时一周工作八天，5天在实验室，3天在餐馆。那年圣诞节期间放假，周末我照例在餐馆打工。周一（12月24日）上午回到家老潘告诉我老板昨天到我住的地方送给我一篮子各类奶酪（Cheese）和水果，还有一张圣诞卡和一张邀请卡，邀请我到他家过圣诞节。

我妻子是1992年2月19日到达爱尔兰的，她到爱尔兰颇费周折。按当时国内规定，她无法以探亲理由申请护照，因此，我为她申请到都柏林大学的6个月文凭课程，并以学习为由成功申请到了护照，但是以短期文凭课程能否顺利拿到学习签证是完全没有把握的。因为当时有相当部分到爱尔兰学习短期课程，尤其是像老潘那些学习英语语言的中国留学生根本不去上课，时间全部用在到中国餐馆打工上。此时处理签证的爱尔兰司法部加严了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签证审核。我将这些情况告诉了O’Morain教授。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人看来，夫妻分居是不可思议的。刚巧在圣诞节期间一次宴会上，O’Morain教授碰到了当时的爱尔兰司法部长（爱尔兰是个小国，当时首都都柏林市区人口不到50万人）。就这样，爱尔兰为我妻子开了“后门”，给了她探亲签证！1992年底大女儿出生，他们一家专门到我们家看望母女（图13）。此后几年我们常到O’Morain教授家做客（图14）。

爱尔兰人是我目前遇到的最悠闲、最放松的群体。我们临床微生物实验室主任Liam English先生见我每天忙碌，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就用爱尔兰谚语提醒我道：“Xia, take it easy. When God made time, he made plenty of it!”（图15）（Huaxiang这个名没有一个爱尔兰人能记得住、叫得出，所以他们都直接叫我的姓。这也是我到澳大利亚后第一时间起了个英文名的主要原因）。确实，实验室的爱尔兰同事们每周周一到周五工作五天，9:00打卡上班，10:30-11:00茶歇时间，12:30-2:00午餐时间，3:30-4:00咖啡时间，5:00准时下班。而且在每次休息前都要将工作台收拾得干干净净。算下来每天实际工作时间不到5小时。周五下班后大部分同事都要去附近酒馆（Pubs）喝酒，主要是啤酒。他们最爱喝的爱尔兰啤酒Guinness(健力士或吉尼斯黑啤酒)就产自我们医院附近的都柏林圣詹姆斯门啤酒厂(St. James's Gate Brewery Dublin)。他们喝到9点左右再三五成群去餐馆夜宵。我最初去过2次，后来偶尔有大型足球赛（如1994年世界杯，爱尔兰进前16，图16）会去之外就很少去了。主要是我周末要另外打工，同时我天生不胜酒力。爱尔兰人被英国人统治近800多年，除了西海岸的一些地区爱尔兰人讲爱尔兰语外，绝大多数爱尔兰人都讲英语，但受爱尔兰语影响，他们的口音非常重，而且他们有很多俚语，如果不是我知道或感兴趣的话题我基本听不懂他们讲什么，完全跟不上他们谈话的节奏，往往会自感无趣和尴尬。

爱尔兰人是我目前遇到的最友善、最热心的群体。刚到实验室，O’Morain教授的另一位叫Laura Cotter的研究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她是爱尔兰人，对中国和汉语非常感兴趣，知道我来自中国就对我非常热情，帮我介绍爱尔兰、都柏林和实验室的情况，同时也向我了解中国和学习汉语。除她之外，临床微生物实验室每一位同事都很关照我，对我的问题是有问必答，对我的要求是有求必应。他们的帮助使我的研究工作渐入佳境，几个月后，我的研究结果在O’Morain教授指导下投到1991年6月举行的爱尔兰胃肠病学会年会，并被选为大会发言。这是我出国后首次登台作学术报告，心情非常激动。爱尔兰人乐于助人不仅体现在工作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妻子到达都柏林机场时我到机场去接她，得知托运的行李箱没有随该班飞机到达。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去取行李。那时出国，行李箱都没有轮子，但装的东西却不轻，因此，要用一条专用的、很结实的打包带将行李箱包扎起来，既保护箱子，也便于提携。取到行李箱，机场推车只能到机场门口，但到公交车站有400米左右的距离。就在我们一筹莫展，准备抬着去公交车站的时候，旁边停下一辆车。一位中年男性司机问明情况后，打开了他车的后备箱，让我们将行李箱放到里面，随后让我们坐进他的车。他很快将我们送到公交站，并帮我们卸下箱子后就离开了。我们真是感激不尽！

这时我已经搬进中国留学生联谊会的一间称带有电炉灶的房间（当地称这种住宅为Flat，厕所往往是几间Flat共用），并担任联谊会主席，负责联谊会影视录像带、报刊杂志的租借登记，与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的联系和新年联欢活动的组织工作。得知妻子怀孕后，我们搬到位于32 Wexford Street, Dublin 2（离大学和市中心很近）的一室一厅的Flat。1992年底，大女儿在都柏林的Rotunda Hospital出生。在爱尔兰，从怀孕开始到孩子出生所有妇幼保健服务是全免的。大女儿出生时离圣诞节只有8天，此时医院很多母婴都离开医院回家过圣诞节了。医院医护人员知道我们来自中国，就盛情挽留我妻子和女儿在医院过完圣诞节后才出院。我们住的地址一共三楼，一楼是房东John一家的店铺，二楼三楼全住的中国留学生，我们的好朋友范学军就住在二楼。John一家对中国留学生非常友善，他们知道我们有了孩子后专门带着小礼物来看我女儿。此后，每周末下午他来我们家收租金（30爱镑）后就会在我们家的电表里塞50便士（1爱镑=100便士）。

我妻子常常推着儿童车徒步去超市买东西或去附近的公园，如与都柏林大学临近的圣斯蒂芬绿地（St. Stephen’s Green），沿路经常会有车停在她们旁边问她要不要带一脚。除此之外，附近邻居和路人，特别是孩子们常常喜欢在路上碰到我们特地停下来看我们的大女儿，逗她玩，说她可爱（Cute），他们有时给她糖果，有时给她零钱。1995年3月儿子出生前我们搬到离我工作的医院更近位于8 Reuben Avenue, South Circular Road, Dublin 8的自带厕所的两室一厅。此时我已获得博士学位，收入倍增。儿子是在附近的Coombe Women’s Hospital出生的，得到了许多邻居们，尤其隔壁三姐妹的祝福。

这大概就是爱尔兰人的助人为乐、热情友好的传统吧，哪怕是爱尔兰最大的都市的人们也还是这么热心。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那一代（80、90年代）的留学生，尤其自费留学生，几乎都是靠打工维持生活、养家糊口、甚至接济国内亲朋好友的。我也不例外。刚刚讲到，我的第一份工就是在都柏林北面小镇德罗赫达（Drogheda）的中餐馆。老板是香港移民，我们叫她金姐，50多岁。她丈夫去世多年，有三个儿子，老大在爱尔兰，取了个爱尔兰媳妇，有两个孙子。老二老三在英国上大学。她为人比较温和（2001年她返港时我们一家还请她饮茶），雇了三个马来西亚到爱尔兰旅游兼挣钱年轻人，阿辉、阿豪和Ann，后两者是情侣。周末生意比较好，就雇国内的留学生，每晚支付20-30爱镑（约200-300人民币，相当于我当时在协和医院一个月的总收入）。她有一间给雇员居住的房子，我周末去后就睡在厅里。大约半年后，我找到离都柏林稍近的西面25公里的大学小镇梅努斯（Maynooth）一家越南难民开的中餐外卖店打工（图17）。每周周五和周六两个晚上。华裔老板姓黎，他越南裔太太和18岁的女儿全职帮他。他有个儿子8-9岁，很乖，晚上做完作业后就临时睡在窄小的厨房一角。他们一家也住在都柏林，所以每晚工作完后他们先将我送到我的住处再回家。工作中我跟黎老板说中文，偶尔跟他女儿说英文，他太太中英文都不好，但为人善良，每周六他们一家送我到我家门口时她都会给我一个装有一大块牛肉或猪肉的外卖盒，说“Take home”。巧合的是，她在我打工期间因胆囊结石在我工作的医院住院，正好中国留学生李辉（现任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那个病房工作，给予了适当的关照。1992年2月我妻子到爱尔兰后我就基本结束了在中餐馆的打工，偶尔在都柏林市闹区一家比较有名的好世界中餐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