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范围内肆虐，截至2021年8月底，已造成超过2.2亿人感染，450多万人死亡。在疫情发生后，尽管多种原理的新冠肺炎疫苗被研发并投入使用，但人们仍对持续变异的新冠病毒表示担忧。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变异的新冠病毒分为4种类型：值得高度关注变异株（Variant of high concern, VOHC）；值得关注变异株（Variant of concern, VOC），包括Alpha（B.1.1.7）、Beta（B.1.351）、Gamma（P.1）、Delta（B.1.617.2）；待观察变异株（Variant of interest, VOI），包括Eta（B.1.525）、Lota（B.1.526）、Kappa（B.1.617.1）、Lambda（C.37）；需要进一步观察株（Variant under investigation, VUI）。这些变异株，尤其是最近备受关注的德尔塔变异株，呈现出传播力强、载毒量高、存在免疫逃逸的可能等特点，对现行的疫苗接种策略形成挑战。2021年6月2日，Cell Host & Microbe杂志在线发表了一篇题为“HIV-1 and SARS-CoV-2: Patterns in the Evolution of Two Pandemic Pathogens”的文章[1]，详细阐述了艾滋病毒（HIV-1）和新冠病毒（SARS-CoV-2）这两种病毒在进化模式上的相似之处和差异所在。
目前，HIV主要包括HIV-1和HIV-2两种基因型，其中HIV-1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是引起全球艾滋病流行的主要毒株。HIV-1型毒株又可以分为M、O、N、P四个组，其中M组为全球主要流行株，另外三种比较少见。在M组中，进一步细分为9种以上不同HIV-1亚型，包括A、B、C、D、F、G、H、J、以及流行重组株（Circulating Recombinant Forms, CRF）等。比较2000-2005年和2015-2020年两个为期6年的观察周期内HIV亚型的全球分布（图1）发现，C亚型主要在南部非洲和印度流行，西半球主要是B亚型在流行，而C亚型在北美近年来才开始流行；A亚型的A6子系仍然是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最常见的毒株；AG重组的CRF02毒株仍然在西非和中非地区主要流行。
是不是发现新冠病毒的变异株和HIV的分类一样复杂？其实，新冠病毒在2020年疫情暴发之初就与HIV结下了渊源。首先是1月31日bioRxiv发表了印度的一篇预印本文章，声称新冠病毒部分片段与艾滋病毒有惊人的相似性，但因其不具有科学性被作者迅速撤回，并遭到众多遗传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批判。其次，我国临床专家在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发现，部分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在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上取得一定疗效，国家卫生健康委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指出，用于艾滋病治疗的药物克立芝可试用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抗病毒治疗[2]，但由于其较大的副作用，很快被其他药物代替。另外，科学家们在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研究中发现，新冠病毒能像艾滋病毒一样造成感染者免疫缺陷，部分患者T细胞和B细胞处于不活跃状态。美国Whitehead生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在PNAS杂志上发表论文证明[3]，新冠病毒RNA可以像艾滋病毒一样被逆转录并整合到感染细胞的基因组中，但整合的新冠病毒亚基因组序列并不会产生具有传染性的新冠病毒。
因此，同为RNA病毒的新冠病毒和艾滋病毒在进化模式和致病机理上具有相似之处。在进化模式上，他们都使用单核苷酸突变、多碱基插入、缺失、重组和表面聚糖等变异方式在免疫压力下进化选择，并且形成具有在关键表位区域发生突变的循环变异株，这些变异株赋予对中和抗体的相对抗性。尤其是发生在刺突蛋白Spike上的突变，使新冠病毒与宿主细胞表面ACE2受体结合的能力明显增强，从而使病毒传播力更强。
总之，参考HIV-1在全球范围内的监测和进化分析成果，以及临床抗病毒治疗药物的使用，可以为新冠病毒的遗传变异研究、疫苗研发、临床治疗等研究提供帮助。
值得庆幸的是，目前的监测表明，新冠病毒的变异速度较慢。将来，我们也可以借助成熟的流感病毒监测网络开展新冠病毒监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