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喜欢你的职业

诚然，理想的人生应该是选择你喜欢的（Choose what you love），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生很难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意愿前行，有时你不得不面临选择或重新选择。

但一旦选定，你就要喜欢你已选定的（Love what you have chosen）。我认为，只要能够达到你的总体职业目标，在选择上灵活做些必要调整是可取的，是明智的，有道是“条条道路通罗马”。事实上，正如《医学研究与发表》采访我的这个系列题目所示，我本人学医、报考胃肠疾病专业的研究生、去爱尔兰这个国家读博士都不是我的初衷，都是偶然促成的。

然而，在我过去近40年里，我选择的不同的专业和职业，包括临床工作、医学研究、新药研发和创业，虽然有些不是初衷，但都成为我的所爱，并在这些专业和职业取得一定成绩。可以说我在专业和职业的选择上是干一行爱一行（Choose what you love, and love what you choose）！

第二、与导师和上司搞好关系

导师是青年科研人员科研学术生涯初期的领路人。一个好导师将决定你研究生涯初期的成败，甚至影响你终身研究生涯发展方向和成就。

我漫长的医学科研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途中遇到过种种困难和难以预料的突发事情，但我庆幸从我的硕士导师张锦坤教授那获得了“一点之见，即可成文”这把尚方宝剑，在顺境和逆境中都能收获科研成果。

在武汉协和医院的5年（1985-1990）里，张教授和我情同父子（图22）。记得我第一篇发表在《武汉医学杂志》的论文《幽门弯曲菌伴同性胃炎消化性溃疡的病理改变》初稿完成后，张教授让我到他家去修改。我们从下午2点一直改到近6点。张教授逐字逐句耐心给我讲解，教我如何抓住论文主题和创新重点，如何前后呼应，如何扬长避短，如何点到为止。当我提出该研究内容比较单薄、结果不多，是否值得发表时，张教授说了一句极具指导意义的话：“很多研究都只有一个目的，解决一个问题，重在一个新字，所谓一点之见，即可成文！”这句话我牢牢记在心头，并将之作为指引我今后研究与论文发表的灯塔。有了“一点之见，即可成文”这盏指路明灯，我在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了4篇原创论文和3篇综述，并因成功分离培养幽门螺杆菌、证实幽门螺杆菌感染与胃炎、消化性溃疡病的关系和在国内首创快速尿素酶试验，获得了湖北省、武汉市科技进步三等奖和武汉市发明二等奖。这些成果都离不开张教授全方位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我到爱尔兰后与张教授用书信保持密切联系。他与我畅谈他对武汉协和医院的宏伟规划，并为回国工作精心布置。然而，待我如父的张教授不幸于1995年4月25日因突发疾病与世长辞。我也因种种原因没能如他老人家所愿回武汉协和医院效力。

2019年，同济医学院海外校友总会出版了《同济叙事》一书，书中收录了我的一篇悼念张锦坤教授的文章：“是张教授给了我打开科研之门的钥匙，是张教授培养了我科研的头脑，也是张教授给予了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图23）

在爱尔兰攻读O’Morain教授的博士研究生时，O’Morain教授对我也是关怀备至，O’Morain教授一家对我、我的一家非常友好。

我刚去爱尔兰时，他送给了我由他主编的一本幽门螺杆菌的新书，他的寄语是“More deadlines，more publications.”这句话正好与我硕士导师张锦坤教授的“一点之见、即可成文”遥相呼应，不谋而合！O’Morain教授和许多西方国家教授一样，鼓励学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我每年参加几次学术会议，有爱尔兰国内的，也有欧洲和美国的。原则上只要有新的研究结果就可以写成摘要提交给会议，哪怕是壁报（Poster）导师都会资助参会。

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我在1994年获得Ph.D.学位，并开启了我为期一年的博士后工作。在爱尔兰5年期间，我共发表20多篇原创和综述SCI论文（其中一作原创12篇）。当他知道我要离开爱尔兰去Nicholas J. Talley教授实验室时，他非常不舍。记得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他先是很自豪地给一位熟识的知名专家介绍了我的成绩，然后又带着遗憾地口气说“He is going to defect!”。临别时，他特地送给我一幅带有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标志性建筑的画（图24），非常有纪念意义。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我到爱尔兰第二年），有一次我问他是否还招聘来自中国的年轻研究者时，他说“No, no, no, too much trouble”（主要是指我太太办签证遇到的麻烦）。然而，就在我离开爱尔兰第二年，他就招了中国著名消化领域教授萧树东教授的博士董全江。董博士也没有辜负O’Morain教授的期望，在爱尔兰期间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发表了数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他现任青岛市市立医院中心实验室特聘专家。

我1995年离开爱尔兰后，与O’Morain教授一直保持密切联系。2014年7月我们全家因为女儿在加州湾区工作而搬到Cupertino（库比蒂诺，又译库贝蒂诺）。次年6月，O’Morain教授和他夫人在旧金山参加他侄儿的婚礼，我们全家邀请他们和他侄儿夫妇一起午餐（图25）。

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Nepean Hospital时的老板Nicholas J. Talley教授对我的学术生涯也影响颇深。Talley教授迄今已发表2000多篇论文（没有错，是2000多篇！），H因子高达170多。他在论文写作方面给予我极大的指导和启发（图26）。我2000年离开澳大利亚到香港大学后一直也与Talley教授保持联系。2006年，我进入美国诺华制药工作。最初几年主要参与功能性消化疾病，如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功能性便秘等的新药研发。那时Talley教授正好在美国Mayo Clinic（妙佑医疗国际，又译梅奥诊所）工作。我便推荐他为诺华的医学顾问，并到诺华位于新泽西East Hanover的总部指导工作。2008年我被选为美国胃肠病学学院院士（Fellow of American College of Gastroenterology）（图12），推荐人就是Talley教授。2012年，在我推荐下，Talley教授被邀请为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友谊医院60周年院庆学术活动的演讲嘉宾。

在香港大学期间，我老板是林兆鑫教授（图27）。我们平时见面不多，但我对他引用的一句话印象非常深刻，那就是著名的美国的剧作家Wilson Mizner（威尔逊•米茨纳，1876-1933）的名言：“Copy from one, it's plagiarism; copy from many, it's research.”这句话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方面，照抄某一篇文章，哪怕是自己的文章，毫无疑问是抄袭；另一方面，分析、归纳、总结众多的文章的精华就是研究和创新。

回顾我一路走来的经历，感谢我的几位导师和上司“铺路搭桥”，在关键的时候为我说话、引荐，提供表现机会。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条件是“与导师和上司搞好关系”，否则给你带来的就不是“好处”而是“坏处”了。总之，与导师和上司保持良好的关系受益无穷！

第三、做好（成）一件事

先和大家分享Thomas Henry Huxley（托马斯•亨利•赫胥黎，1825-1895）的传世名言：“Try to learn something about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about something.”

我个人觉得，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固然很重要，但Know everything of something更重要。对于医生职业来讲，做到前者可以成为全科医生，但做到后者则可成为专家。

我从事幽门螺杆菌的研究20多年。我除了发表190多篇论文外，还在国内发明快速尿素酶试验，在国际提出了“胃窦化”的概念，并在35岁时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范学工教授主编了一本《幽门螺杆菌感染——基础与临床》专著（图8）。

其实，我从小就喜爱写作。从1977年初二开始每天写日记，直到1985年研究生毕业。大学期间，我常常在《武汉医学院校报》上发表豆腐块大小文章，赚点零花钱。大三时被聘为《中国医学生》期刊的通讯员（图28）。1996年应马连生主编（百世登出版集团创始人）的邀请成为《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委（图20），后来成为他出版的英文期刊World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的副主编。我曾任Alimentary Pharmacology & Therapeutics（2005-2006）、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 Hepatology（2005-2011）、Journal of Interventional Gastroenterology（2011-2013）编委和Gene（2014-2018）学术编辑；现任Current Medical Science（2021-至今）编委，Medicine（2013-至今）学术编辑和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JCTH，2011-至今）主编。2005年和2011年我分别创立了美捷登（Medjaden）和华誉出版社（Xia & He Publishing）。JCTH是华誉出版社出版的第一份英文医学期刊，2013年9月创刊，2015年被PubMed收录，2018年被ESCI收录，2020年同时被SCIE和Scopus收录。JCTH应该是我做成的又一件事。在庆祝JCTH被SCIE收录的编者按中，加上了我写的一首诗：同谋肝胆志，共表中华情。十年磨一剑，携手启新程。（图29）。这里的“志”有志向和日志的双重意思，“中华情”既表示JCTH是属于中国的，也表示主编都是华人——任红主编是国内的教授，George Wu主编是来自台湾的美国教授，我则是旅美澳籍华人，我们三位华人主编同心协力，共同办好这份属于中国的肝病领域的学术期刊。

这里，我建议青年科研人员要“做好一件事或者做成一件事”。这里的“一件事”指的是你选择或正在进行的某项工作和事业。

第四、积累各种资源

除了自身学历、知识和资历积累外，职业生涯的成功离不开各种资源，尤其是学术或专业的人脉资源。

前面我提到，2017年，我和四川大学张媛媛副教授主编出版了《英文医学论文撰写与发表一本通》，这本书在2022年再版。我邀请到几位大咖为这本书作序。他们分别是诺贝尔奖获得者Barry Marshall （巴里•马歇尔）教授，上海长海医院李兆申院士，时任JAMA杂志副主编的Edward Livingston教授，Am J Gastroenterol前主编Nicholas Talley教授（我在澳洲的老板）和New Engl J Med前编委照日格图教授。

这里我要特别讲讲Marshall教授和李兆申院士。

首先是Marshall教授。我能邀请到他为我的书写序，源于我与Marshall教授长达20多年的交往。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93年9月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幽门螺杆菌国际会议上（图30）。此后，我在澳大利亚期间与他经常通过电子邮件保持联系。近年来，Marshall教授经常到中国参加学术和企业活动。我们一直保持着微信联系。

2017年4月，他在访问武汉期间，我专程赶到武汉东湖宾馆给Marshall教授赠送我们编写的新书《英文医学论文撰写与发表一本通》（图31A）。他非常欣赏我们这本书的内容，尤其是关于学术不端行为的章节。在他的序中他特别写道“Cutting corners in an unimportant, early-career paper can jeopardise a big career in later life; so scrupulous scientific honesty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lifetime success.”翻译成中文就是在“在职业生涯里，往往会因为早期一篇走捷径或投机取巧的论文而危及后期更大的发展；所以，良好的科学诚信是人生成功的要素。”（图31B）

在他的推荐下，我参加了在深圳举办的2017深圳国际BT领袖峰会（图32）。在我的推荐下，他被华中科技大学在2018年聘请为荣誉教授（图33），并访问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图34）。

当然，如果没有我的博士导师O’Morain教授鼓励和资助我去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就不可能认识Marshall教授。因此，与Marshall教授的相识也是对第2个心得与导师和上司搞好关系的佐证。

与李兆申院士相知相识源于2006年。那时，成立不到一年的美捷登在丁香园论文写作论坛已经赫赫有名，是众多研究生和年轻科研人员的良师益友，被丁香园评为当年的“十大劳模”之一。时为李兆申教授的学生、现任海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海长海医院）院长的廖专教授向我请教论文写作与发表方面的问题，并将我引荐给李兆申教授。2006年3月，作为香港大学助理教授的我被他邀请到长海医院做“如何撰写医学论文题目和摘要”的讲座。17年来，我与李教授建立了高度的互信和深厚的情谊。我为长海医院消化内科多篇论文发表在胃肠领域顶尖期刊提供了支持与帮助，也多次应邀到长海医院做讲座和培训（图35）。同时，李教授也大力支持我和我事业的发展。他除了经常推荐我在国内各种学术会议做医学研究与论文发表相关的讲座外，还连续三次作为演讲嘉宾出席由我们华誉出版社（Xia & He Publishing）主办、美捷登承办的“国际医学研究与发表高峰论坛（ISMRP）”（图36），并为我主编的《英文医学论文撰写与发表一本通》写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将由他主编的英文期刊Cancer Screening and Prevention的出版工作交给我们华誉出版社。目前国内创立英文学术文期刊热潮方兴未艾，很多单位“不惜一切代价”找国外大型出版机构合作。在这种大环境下，李教授从过去10多年里我是如何帮助他们发表论文和我们华誉出版社如何成功创办Journal of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Hepatology的过程中对我们积累了充分的信任，认定我们有能力办成这份期刊！

所以，建立学术资源和人脉关系对于年轻科研人员的职业发展和成功至关重要。

第五、不计眼前得失。要向前看，而不是向钱看。

我在1990年到1994年读博期间，年收入只有5000爱镑（不到5万人民币）奖学金，博士后按讲师级别工资接近12000爱镑。1995年9月到澳大利亚悉尼大学Nepean医院时，Talley教授给我申请到礼来（Eli Lilly）制药公司提供的一年2.5万澳元（大约12万人民币）的博士后奖学金（Eli Lilly Postdoctoral Gastroenterology Fellowship）。我们一家4口就靠这点钱生活，这在当时的澳大利亚就是穷人。刚到任不久，我曾去一家位于悉尼机场附近为医院、医疗中心和私人诊所临床提供服务的病理实验室申请实验员的职位，并凭借在爱尔兰St. James医院临床微生物科实验工作实操和科研论文发表经历在10多位申请者中脱颖而出，获得Offer letter，基本年薪3万，加上一些福利。我将这一消息告诉了Talley教授，他立即提出给我每周100澳元租房补贴。权衡再三，我决定留下来，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在一次去新南威尔士大学微生物系从事幽门螺杆菌研究的Hazel Mitchell教授洽谈完科研合作后的回程路中，Talley教授驾车，我坐在副驾位上。我提到我要购房的想法，他立即说：“My wife said, rent money is dead money.”我接着说，我问过银行，贷款需要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就这样，第二年我获得了三年合同，年薪3.7-3.9万澳元。第五年获得了永久工作，年薪涨到4万澳元以上。但我在该医院的科研职位到顶，尤其是工作太安逸，完全没有挑战性。我每天9点上班，4点半就下班，那时家里还没有电脑，回家后几乎不再工作，晚饭后带孩子，孩子睡觉后就看电视。虽然，在这期间主编了《幽门螺杆菌感染——基础与临床》专著，但感觉这里无所事事，发展空间有限，不甘心就此虚度余生。2000年初便向刚刚回归祖国两年多的香港两家大学投递求职申请，这年6月得到香港大学研究助理教授三年合同，年薪37-40万港币，工资翻了一倍多，并且还有许多福利，包括医保、相当可观的租房补贴（7000港币/月）和子女教育津贴（好像是学费的75%）等。2006年，我入职美国诺华制药公司，基本年薪为18万美元，这还不包括年终奖（>10%）、股票/股权、股息，同时还享受医保等各种福利。而且，基本工资之外的收益有时接近于基本工资。

所以，在个人职业生涯的发展过程中，首先要做的是积累资历，提升自身的价值，而不是考虑眼前的利益。

如果说，以上这5点心得是我近40年职业生涯经验的浓缩，那么，以下28个字（含8个动词）更是我医学科研与论文发表经验的总结，愿与各位青年科研人员共勉！

博学勤思看文献，

多做实验常提问，

尊重结果善总结，

一点之见即成文！